一战后中日关系史课堂笔记
本讲主题与框架
本讲内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中日关系。时间上与前面讲的北京政府时期中日关系有重叠，与后面讲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日关系也有重叠。
之所以单独作为一讲，是因为一战对中国影响太大，同时从外交上来说，这是中国首次以主动积极的态度走向国际治理体系，并通过参加一战实现了国际地位从谷底开始缓步提升。
本讲主要内容包括：五四运动与巴黎和会；巴黎和会没有实现的目标在华盛顿会议上是否有所实现；一战后中国社会迅速变化，尤其是南方革命政府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二十年代北伐战争之际日本召开东方会议确定新的侵华策略；南京国民政府同日本通过谈判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五四运动与巴黎和会
五四运动概述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 年5 月，起因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对日交涉中，要求收回山东主权遭到外交失败，引发了国内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运动主体最初是学生，很快向市民、商界拓展，再从北京扩展到全国各主要城市。这充分说明通过参加一战，中国国民的民族主义得到蓬勃发展，开始以现代国民的身份认识自己的国家、维护国家主权。
从历史图片可以看到几个细节：学生所穿服装还有长袍，说明这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时期新陈代谢的阶段，旧的没有完全褪去，新的秩序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游行队伍中还有五色旗，五色旗是北京政府时期的国旗，1928 年张学良在东北改易旗帜，从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所以一看图片就知道这还是北京政府执政时期。
游行标语有“荡平倭寇，还我山河”，“倭寇”一词与明代抗倭斗争有关；还有“鲁无落日”，“鲁”指的就是山东；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从游行者着装来看，不仅有学生，还有穿西服的商界和知识界，说明全社会都动员起来了。
中国参加一战的经过
中国参加一战不是以军事参战，而是以劳工参战的形式。一战爆发后，国内有志之士很快意识到应该通过积极主动参加一战，为收回山东特权、提高国际地位、争取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发言权而采取主动。
但无论是当时的英国还是其后的日本，都对中国参战实行阻挠。最终在1917 年，日本同英国等国暗地里达成密约，约定战争结束后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以及继承德国在赤道以北地区德属岛屿的权利。得到英法等国暗中支持后，日本才改变了阻挠中国参战的态度。经过三次阻挠，中国最终采取劳工参战方式参加一战。
中国共派出14 万劳工，他们在英军皇家坦克团中央车间等地方进行维修工作，中国人聪明刻苦，劳工参战得到很高认可。但他们的遭遇并不顺利，很多劳工在参战途中、在大后方艰苦工作条件下，以及在兵力不足被迫投入前线作战的情况下，有数千名劳工牺牲在欧洲战场上。
法国北部索姆省滨海努瓦耶勒市的诺莱特华工墓园是欧洲最大的华工墓园，安葬了八百八十多名一战期间受雇于英法两国协助作战的华人劳工。一战期间有14 万华工与英法两国签订劳务合同，最后数千名华工长眠于欧洲各地的三十多处墓园之中。在英国也有劳工墓园。2016 年是华工参加一战百年纪念，旅法社团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中国以参战方式积极主动走向世界，借此改变此前在殖民体系之下被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历史地位。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即对国家事务、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在知识分子、有志者和开明市民中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知识界的推动
梁启超是公共知识分子中的突出代表。一战伊始，他就积极了解情况，强调中国应该通过积极主动参战来解决山东问题。
张君劢一战爆发时正在德国留学，回国后明确向政府提出，要通过参战实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他后来成为民盟的重要成员。
梁士诒曾担任袁世凯的幕僚，为人灵活，积极提出可以以劳工参战的方式主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为实现这一点做了很多努力。
14 万劳工很好地缓解了英法协约国因为主要成年男子都被征兵派往前线、导致后方劳力不足的困境，充分昭示了中国对协约国作战的积极支持。
威尔逊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影响
中国作为协约国一方是胜利的一方，因此对战后解决山东问题、在和平会议上以合法合情合理的方式收回山东权利，抱有比较天真的乐观。因为在一战结束之前，美国的威尔逊主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都给中国以很大鼓舞，二者都涉及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在战后国际地位再确立的问题。
威尔逊主义方面，1918 年1 月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计划。该计划主要关注欧洲战场，主张战后实行民族自决，反对秘密外交，倡导战后建立公平持久的和平以避免战争悲剧再次发生。
十四点和平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战后世界应当是开放的世界，强调条约公开缔结，反对秘密外交，公海航行自由，消除经济壁垒，裁减军费，门户开放。这与美国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历史经验有关，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大国自身利益的体现。
第二，抵制并消除苏俄的布尔什维主义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了苏俄政府，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撕开了一个缺口，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开始初步呈现。反共会成为战后各国进行政治联盟的一个借口，日本也会打着反共旗号对中国政府提出种种要求。第三，民族自决原则，要求给欧洲以及近东各民族以自决权，在基础上恢复和建立民族国家。
这意味着近代自十七世纪欧洲建立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关系格局，要在新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第四，提出战后建立国际联盟，使大小国家都能够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达到永久和平的外交基础。国与国之间发生分歧以后，不能简单粗暴地诉诸战争和武力，应该在国际联盟协调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这对弱国中国来说是令人向往的。
十四点和平计划提出后，很快引起中国知识人的高度关注。蔡元培对此持非常欢迎的态度，陈独秀称威尔逊相当于一个“大善人”。知识界很快将十四点和平计划翻译成中文并在刊物上发表，还组织了外交委员会这样的非官方组织进行探讨，表现了知识界对战后和平秩序建设的高度关注。
列宁主义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列宁发表了苏俄对于殖民地国家的政策，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寻求民族独立的斗争，并表达了乐观的姿态。其后又发展为对华宣言，宣布放弃帝俄时代从中国攫取的利益以及一切不平等的权利。这对中国来说简直像送了一场及时雨。
知识界也很快对十月革命进行报道，对中国的建设给予很大热情的关注，希望中国能够得到苏俄对华宣言的实际落实。
所以在一战即将结束之前，对中国知识界乃至民众有影响的两大主义，一个是威尔逊主义，一个是列宁主义。
中国对战后和平的乐观与弱国外交的教训
中国是一战战胜国，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尤其是从1840 年以来所走的道路，特别是1894 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对国人自信心的痛创来说，这简直是打了一剂强心针。一战爆发距甲午战争才过去二十年，但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以前的被动挨打开始走向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社会。主动永远比被动好。
1918 年11 月28 日，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了阅兵典礼。在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味的场所举行阅兵，说明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对于做战胜国都感到极大的骄傲和心理上的乐观。
一战后有一座牌坊改名为“公理战胜”牌坊。这座牌坊与屈辱外交有关：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外交官克林德被打死，中德交涉后要求为克林德设立纪念牌坊，即克林德牌坊，其造型是典型的中国传统风格
，实际标榜的是屈辱外交。
一战中国是胜利国，而且是通过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成为胜利国的，所以这座牌坊很快成为坚信真理必定战胜强权的象征，改名为公理战胜牌坊。
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使中国再度受到顿挫。没有实力的弱国外交，虽然必须通过外交维护自身权利，但弱国无外交，在实力大国面前发言权很小。这昭示了中国主动走向世界，但还需要筑牢自身实力，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今这座牌坊改名为“保卫和平”牌坊，是新中国建立后改名的，体现了冷战格局下中国强调和平外交的政策。到21 世纪我们仍然坚持和平外交，因为和平与发展才是应有的形式。这座牌坊名称的变化，俨然是中国现代外交的见证。
巴黎和会的召开与中国代表团
巴黎和会于1919 年1 月18 日至6 月28 日在法国巴黎举行。虽然是战后缔结和平的会议，但主导权掌握在美、日、英、法、意五大国手中，它们拥有的代表席位远比中国多。中国作为战胜国只拥有两个代表席位。很多重大外交处理都是在五大国组成的委员会中加以决定的。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目标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收回德国在山东省内的一切权益，不由日本继承。当时还是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段祺瑞认为日本曾经说过战争结束后将山东权利交还中国政府，谅不至食言。但段祺瑞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利益根源，对日本有亲信，所以权利没有能够如愿收回，全体国人心理上的落差非常巨大。
第二，取消二十一条，全部或一部。二十一条是一战期间在日本强逼之下中国政府签订的外交文件。第三，取消外国人在华一切特殊权利，比如领事裁判权等。第四，结束德奥两战败国在华的政治经济特权，废除德奥之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平等谈判签订新约。其中最重要的是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中国派出的代表团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团长。成员既包括北京政府的外交官，也包括南方革命政府的外交人员王正廷。之所以延揽南方革命政府外交人员，是因为外交代表一个国家，对外要代表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虽然此时中国政治上处于南北对峙局面，但对外方面还是要表达统一。
不过王正廷的代表身份不是通过北京政府正式宣布的，而是陆征祥以个人名义宣布的，这导致北京政府对王正廷代表身份的认可经历了一些挫折和不必要的争论。
代表团其他成员还有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他们的生年都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是洋务运动进行了二十年之后出生的中国人。
他们都在国外接受过高等教育，是职业外交官，其视野、专业素养和交往能力，与此前完全从中国传统
儒家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外交官绝不可同日而语，会为中国外交打开新的局面。
顾维钧其人
在巴黎和会期间表现非常突出的是很年轻的顾维钧，当时他才31 岁，任驻美公使。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的，岳父是唐绍仪。唐绍仪是幼童赴美留学的代表人物，民国第一任总理。
袁世凯任北京政府时期访美时，接见留学生代表，顾维钧作为代表致辞，其气质相貌给袁世凯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就邀请他学业完成后去北京外交部工作。
顾维钧的老师是美国总统顾问穆尔，穆尔认为顾维钧的博士论文已完成训练部分，与其进行纯学术研究，不如投身古老中国的实际外交战场，于是让他提前通过答辩，加入北京政府，很快成为唐绍仪的东床快婿，成为北京外交界的一颗新星。
日本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时，顾维钧在袁世凯默许下，将二十一条内容尤其是第五号内容透露给当时英国和美国的驻华公使，为中国争取有利的外交环境，体现了他的灵活性。
顾维钧此次前往巴黎是带着个人伤痛的，他的夫人在西班牙流感肆虐之下失去了生命。但他仍对山东问题做了准备。因为他和穆尔关系很好，和威尔逊也有交往，行前他拜访了威尔逊，探求是否支持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权利。威尔逊因为要谋求国联建立，希望得到中国支持，向顾维钧表示会支持，所以顾维钧有着一定的信心。
但因为顾维钧很年轻，比施肇基小十来岁，正式发表代表团成员时将年轻的顾维钧排在施肇基前面。在中国传统官场中非常讲究排序，这导致施肇基对顾维钧有所不满。再加上代表团团长陆征祥性格非常温和，领导力不足，不足以将南北之间微妙的心理和内部不同意见整合成对外统一坚定的代表团。
顾维钧的精彩发言
日本利用种种机会阻挠代表团对山东问题的陈述，采取突然临时通知的形式要求中国代表团就山东问题进行陈述。陆征祥比较温和软弱，一遇到这个问题马上身体不舒服就此卧倒。王正廷表示可以去陈述，但坦言对相关问题准备不够充分，担心难以达到理想状态。在适当时间魏宸组没有表态的情况下，顾维钧主动担起了这个责任。
顾维钧在就山东问题进行陈述时，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电影《我的1919》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顾维钧为了让外交人员了解山东对中国的重要性，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比喻：把孔子比作西方的耶稣，把山东比作西方的耶路撒冷。他说：“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哲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个土地上。
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山东是中国的，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战略上，还有宗教文化，中国不能失去山
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他还反击日本代表牧野所谓“中国是未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的说法，指出战争期间中国派往欧洲的劳工达14 万，他们遍布战场各个角落，和所有战胜国的军人一样在流血牺牲。在法国战场上牺牲的华工墓地在法国、欧洲就有十多个，他们大多来自中国的山东省，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换回家园的和平和安宁。
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用西方文化概念让西方外交人员一下子就能理解到山东和孔子对中国的意义。因为耶稣和耶路撒冷对基督教文明之下的西方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现在提倡要讲好中国故事、讲懂中国故事，就要对西方文化或交往对象国的文化有深入了解，才能在自身文化和广博的对应文化中自如出入，更好地表达中国的观点和立场。顾维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顾维钧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非常出色的外交官，1985 年才去世，去世前应该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步体现的进步。他晚年从海牙国际法庭退休后，写了十卷本的《顾维钧回忆录》，是了解中国近代外交的案头必备书籍。
巴黎和会的失败与中国拒签
顾维钧的精彩演讲虽然取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但在收回山东权利的交涉中并没有那么乐观。日本进行了大规模阻挠，比如在交涉时将章宗祥的“欣然同意”文件展示出来，强调这是得到了中国官方认可的。
其后，巴黎和会内部斗争加剧，因为没有满足意大利的领土要求，意大利宣布退出巴黎和会。这对战后和平的缔结以及威尔逊心心念念的国联建立都是不利的，所以和会对意大利有所妥协。日本也趁此机会强调，如果不允许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它也要退出和会。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最终改变了对中国支持的态度。
中国代表们就山东问题进行多方争取，都没有能够成功。反而在和约第一百五十七、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根据1898 年中德条约及山东省其他协定，德国所获得的胶州地区铁路、矿山、工厂、电缆一切控制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相关档案文书也移交给日本。
这就是日本1914 年出兵山东实行武力占领攫取的德国在华权利，以凡尔赛合约这种具有国际法性质的保障，以合法形式落入日本手中。
中国政府为维护自身利益，希望在凡尔赛合约签订时以附属文件形式说明中国对山东的主权，遭到大会拒绝；又希望发表口头声明彰显中国对山东主权，也遭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也由于国内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以及在巴黎的爱国学生和包括梁启超等人在外围的抗议，最终中国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
按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说法，这是中国第一次行使了“说不”的权利。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他们最终没有出席在凡尔赛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说坐在车上，巴黎的天光是如此的暗淡，他想到当时在凡尔赛宫，当代表团看到中国的两个代表席位是空的时候，一定会深感诧异。
这的确是中国在屡争屡败的对外交往中，首次行使了说不的权利。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在强大民意支持下做出的抉择。这也说明外交不再像以前只是事关某一个政治团体、某一党派的利益，而是事关全体国人的利益。国民外交就在这个时候凸显出来。
五四运动的深入影响
中国社会民族主义的兴盛给外交团以很大支持，最终行使了说不的权利。学生、知识界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彰显了其在社会中的影响。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士农工商，进入到工农兵学商这一主要阶层的社会。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学生总代表罗家伦写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是当天宣传的唯一印刷品。其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1918 年中日陆海军军事协定签订后，小部分北京政府的抗议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但一年以后，为反对日本继续得到山东权利，却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很大反响，充分昭示了学生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
北京大学著名学生组织新潮社的成员有汪敬熙、康白情、周炳琳、张奚若、罗家伦等。他们在五四运动以后都走上了海外继续深造的道路，回国后成为各方面的专家。尤其是罗家伦，成为历史研究专家，后来成为中央大学校长。
当时东北学生代表高树明（高崇德）是到日本留学的，途径是从中国进朝鲜半岛然后进入日本。他说：“出以弱国，今以亡国，弱以强国。对于弱国之所以弱，亡国之所以亡，强国之所以强，历历在目。于是对此国，奋然有图图强之志，不作所谓个人公民富贵之想。”他的自我抒发实际上代表了他们这一代人为祖国奋然图强的奋斗。
5 月9 日清华大学举行国耻纪念大会，“五月九日永记勿忘”，就是纪念1915 年日本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并逼迫北京政府进行外交上的屈辱。当时还有抵制日货运动。从20 世纪初年开始，抵制日货运动就存在，因为日本在一战期间资本迅速在中国扩张，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构成了极大威胁。
学生焚烧日货，是作为大学生感受到日本经济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压迫。
拒签的后续影响与国际联盟
中国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但并没有拒绝在对奥的合约上签字，所以最终还是取得了战后国际组织国联创始成员国的地位。拒绝在凡尔赛合约签字，也使中国对于日本想通过合法形式取得对山东权益的获得，提供了拒绝的基础。
日本屡次想直接同中国就山东问题进行谈判，中国都进行了拒绝，这为其后解决山东问题的谈判留下了一定空间。
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上第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总部在日内瓦，主要机构有国联大会、行政院、秘书处，还有国际常设法院、国际劳动局以及其他国际事务机构或委员会。这是一战以后的进步组织。
行政院常任理事主要由英、法、美、日、意五国组成，中国作为成员国只能竞争行政院的非常任席位。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以后调任驻英公使，方便兼任设在日内瓦的国联代表。顾维钧发挥所长，经过非常细致的外交工作，在八年的时间里有五年的时间中国都是行政院的非常任理事国，顾维钧还一度以非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主持了国联的主席大会。
中国这样一个曾经沉沦到谷底、不被重视的东方弱国，现在在战后国际组织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体现了对国际秩序建设的积极贡献。在国联相关文件的起草过程中，中国也做了很大贡献。中国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非常积极的进步。
但国联成立后，美国因为国内政治政局变换，最终美国国会没有批准美国加入国联，所以国联长期被英国所把持。英国是一个非常傲慢的老牌殖民帝国，在一战之后国际形势尤其是远东国际形势、中日间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国联并没有能够积极发挥应有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对日本也做出了姑息，没有能够实现国联应有的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无论是在西班牙内战中，还是在中日之间的局部战争中，国联都没有体现出应有之意，其地位实际上慢慢衰落。二战爆发后它已经名存实亡，二战以后被联合国所取代。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的背景与概况
中国在主动走向国际交往中遭遇了外交顿挫，尤其表现在收回山东主权的失败中。但这并不是一下子定格了的，因为中国已经站上了国际舞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并且有了职业外交官群体的努力。在一战之后国际秩序重建的过程中，为中国解决自身问题提供了有利空间。
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解决，但在其后美国主持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
华盛顿会议于1921 年11 月12 日至1922 年2 月6 日在华盛顿召开，主要解决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
战后和平军事问题。巴黎和会主要是解决欧洲战后的和平军事问题。美国没有加入国联，想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实现其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优势主导地位。中国问题作为边缘性的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关注并得以解决。
中国派出的全权代表有驻英公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以及大理院院长王宠惠。这个时候南方的国民政府没有派出代表。总的说来，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还是比较积极的，坚持了相关问题。
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目标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确立各国对华一般的原则，防止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任何新的侵损。因为一战期间在华有重大利益的各国暂时消退关注在欧洲战场，战争结束后它们的势力再度东返，会给中国带来更大压力，所以希望确定各国对华一般原则，以此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二，希望取消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第三，解决山东问题，取消二十一条等。
中国先后提交了十二项提案，包括：关税自主（关税是国家中央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关税不能自主就意味着中央政府财政不能独立）；山东问题；废除二十一条；撤销领事裁判权（涉及国家司法主权）；交还租借地；取消各国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撤退无线电台；尊重中国战时中立等，都是要通过具体谈判来实现的。
九国公约
通过谈判，最终在1922 年2 月6 日达成了关于中国事务的一般性原则，即《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为九国公约。这个公约得到了当时北京政府总统和国务院总理联名签署认可。九国包括中国在内，也包括日本在内，是九个国家在处理对华事务上应该遵循的原则。
第一条规定：除中国之外的各缔约国应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完整；各国应切实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各国在中国权利商务机会均等；不能因中国状况趁机以谋取特别权利，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
其中“商务实业机会均等”的原则，是针对日本的。日本在一战期间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确立日本在华的独霸地位，现在在列强东返以后，这种独霸地位实际上受到了各列强的削弱。日本将东北视为它的禁地，不允许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在战后资本想在东北投资铁路，日本就利用同北京政府的种种协定拒绝美资本进入东北。
第三条也对日本有针对：在中国任何区域内，各国商人不能有优越权，不得谋取，而且不得赞助本国人民谋取。
从九国公约来看，它对中国的主权和独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一战结束以后，中国一方面依赖国联，另一方面也想通过九国公约来实现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维护。但在自身实力不济的情况之下，在其后的外交中往往都会落空，尤其表现在九一八事变上。
山东问题的解决
在华盛顿会议上，关于山东问题最终在美国的调和之下，于1922 年2 月4 日达成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
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德国旧租界交还给中国。这是在巴黎和会上没有实现的，在这里实现了。第二，日本军队撤出山东。自1914 年出兵山东，到1922 年日本不得不从山东撤兵，全部撤退。第三，中国收回胶济铁路。胶济铁路本来应该由中国无条件收回，但日本提出经济上的要求，所以中国要用1400 万德国金马克赎回。
在没有偿还赎金之前，胶济铁路仍然由日本人来充当会计长和车务长，实际上运行还是掌握在日本手中。第四，日本在占领山东期间开设的所谓青岛海关以及铺设的地下电缆等，青岛海关应该关闭，地下电缆应该交还给中国政府。
1922 年4 月30 日，胶济铁路全部接收完毕。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山东的日军要实现撤军，交接防务由中国警察来进行接收。从1914 年到1922 年，已经过去了八年，这是中日关系史上的又一个八年。
1923 年元旦，胶济铁路交接仪式正式举行，从图片上看国旗还是五色旗，这是非常清楚的。
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将巴黎和会上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利用战后列强同日本的新矛盾将它加以解决。这反映了俗话说的“弱国无外交”，但是弱国在现实中更需要通过外交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因为其实力不足以和强国大国抗衡，所以更加需要外交。
这一时期的职业外交官群体，在凡尔赛体系期间的外交，比如在对日外交上，还是可圈可点的，取得了大一点的进步，不能将其予以否定。
日本的协调外交
对日本而言，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下，它的国际空间受到了压缩。它在华盛顿会议上和英国的同盟关系遭到了解除，海军军费的竞争也受到了一定限制。
日本的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是币原喜重郎，他在1924 年以后出任了三届内阁的外相。他在对外外交中主张协调外交，即利用既有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以及和交往国的协定来实现日本利益的保护和扩大。在对华外交上面，也主张协调外交。
币原喜重郎是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日本人，封面称他是“Japanese man of peace and war”，意思是他决定了日本是走向战争还是走向和平。他的协调外交在当时国际社会是比较受肯定的，协调就意味着不能诉诸于战争。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内在矛盾
在欧洲和远东地区形成的一战之后的和平体系，充满了不公平、矛盾和脆弱。当时法国的元帅就预言，一战结束以后和平不会得到很大的维持，二十年以后又会有一战。
在欧洲，英美法之间还是有矛盾的，特别是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其民族主义情感受到了极大的羞辱，这为民族主义的爆发、法西斯上台后利用民粹主义实行全国动员埋下了基础。
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美日英法之间通过四国条约使英日同盟遭到解散；五国海军军备条约使英美平分霸权，日本受到很大限制；九国公约使中国再度回到了一个共同支配的局面。中国虽然进行了努力，但还无法根本完成维护自身主权利益的任务。
这意味着在凡尔赛-华盛顿这样的战后国际秩序中充满了矛盾，会成为不稳定的结构。特别是1923 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也会造成冲击，会使每个国家为了摆脱危机而铤而走险。
日本关东大地震与中日民间交往
1923 年9 月1 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从帝国饭店顶部看到东京被毁的情景，可以说是一片废墟，很多建筑完全坍塌，生命损失非常巨大。
作为财政非常薄弱的北京政府，还是给日本捐了款，而且还派出了救援队予以救灾。救援队来自上海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这是一个教会医院，也就是后来上海华山医院的前身。华山医院在疫情期间表现非常出色。1923 年的报刊中，日本评价中国救援队“善战而归”。
2008 年汶川地震，日本也对中国提出了援助，派出了医疗队和救援队。日本救援队在救援过程中对逝者的尊重给国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中国志愿者给日本救援队队长献花，说“我们也像你们一样成为志愿者”。这体现了虽然两国有一定的矛盾，但是两国国民之间的真诚交往，会为两国关系的友好奠定基础、留下火种。
币原协调外交的四大原则
1924 年7 月，币原喜重郎作为外相正式出台了协调外交，即所谓协调外交之间的四大原则。
第一，和平原则。遵守各项一战后的合约，维护各国利益的权利，为维护世界和平做贡献。但要注意，凡尔赛合约不是取得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吗，而中国人民对此公约是不认可的。
第二，遵守以前的外交政策，一如既往地和英法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站在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加强对美、对苏联络，促进双方友好关系的发展。
虽然反共成为一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正确选择，但币原强调对美对苏都要加强联络，因为这才符合日本自身的利益。
第三，对华关系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实际上日本会采取行动进行破坏。他提出对华关系的原则首先是不干涉内政，中国应维护日本合理的权益，日本也维护中国合理权益。这样一个非常宽泛的表述，日本可以就日本在华合理的权益进行符合其利益的多种解释，并进而对中国中央政府乃至地方政府提出模糊的要求。
第四，对于中国现在的政治状况表示同情，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中国，中日两国应该共存共荣、互相扶持。但这个共存共荣、互相扶持是在彼此平等的基础上，还是在满足自己一方利益的基础上，值得商榷。所以不要被他的文字所迷惑。一战后中国社会变化与南北政府的外交
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
一战结束以后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自身有着国内政治不统一的现状。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方的革命政府，都在战后国际形势变化下展开外交。北京政府展开了修约外交，主要通过修约来实现自身主权的独立。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没有同德国缔结和平条约（没有接受凡尔赛合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德国单独进行谈判，于1921 年5 月20 日同德国签订了中德新约。中德新约是完全平等的条约，德国放弃了在华的一切特权。
德国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它作为战败国在欧洲受到极大削弱，在远东地区希望得到恢复，急于从中国政府那里收回一战期间中国对德宣战以后冻结的德国企业在华资产和德国公民在华投资，想通过资产的恢复重新实现在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自身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地位。
中国抓住了这一特点，1921 年同德国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也通过同样的方式同比利时签订了平等的外交关系。1924 年，通过谈判同德国达成了关于战时战俘等相关的补偿问题，中国从德国那里获得了8400 万元的战争赔款。这一点是参加巴黎和会的协约国成员国没有从德国那里获得的，它们曾经一起向德国提出了抗议。
这也昭示了中国职业外交团体在二十年代外交上取得的胜利。
南方革命政府的发展
南方政府也在寻求对外交往，其中表现非常突出的是孙中山先生和苏联的代表越飞，于1923 年达成了《孙文越飞宣言》，即苏联对南方中国的革命提供支持。
孙中山在《孙文越飞宣言》中，为了防止外蒙被白俄作为攻击作战基地，暂时同意苏军在外蒙驻军。这实际上是为了维护中国边疆的尊严和主权，在这个时候暂时做出了妥协。
在二十年代，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方革命政府，都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下做出了努力。这也必然对中国社会产生新的影响，这个新的影响就是中国的革命势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尤其是1924 年国共实行第一次合作以后，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改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确定下来，再加上有了苏联的坚定支持，建立了自己的黄埔军校和自己的军队。
在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化、政治军事化的情况下，革命形势发展非常迅速。从原来的广州一域，很快在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1926 年北伐打到了武汉，1927 年1 月建立了武汉国民政府。而且在没有进行任何战争手段的情况下，1927 年1 月收回了英租界，英国对此予以认可。
九江、汉口的英租界在这一时间被收回，这意味着民族主义的发展使中国在维护自身主权上已经取得了比较振奋人心的成果。
革命内部分裂与宁汉合流
但就在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革命内部却发生了分裂。蒋介石于1927 年4 月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造成了宁汉国民政府的对峙。在这种情况下，北伐一路进行到徐州以后就宣布暂停。其后在郑州召开了郑州会议，宁汉双方达成了妥协，合并到南京国民政府。然后才在1928 年再度进行北伐。东方会议与田中奏折
日本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关注
日本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一战期间日本出兵山东，将很多朝鲜人移民到山东经商来扩大日本势力的影响。1922 年解决山东问题的协定予以执行以后，日本军队全部从山东撤军。
在这里经商的朝鲜人，尤其是在一战之后列强再度东返、其资本势力再度进入中国以后，日本在华资本一枝独大的局面也不存在了，朝鲜人在这里经商就干不下去了，日本就叫他们转移到东北去。这就是为什么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在东北会发生涉日事件，比如长春万宝山事件的一个原因。
日本对于中国形势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北京的张作霖政权面临着“打倒军阀”的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在1927 年召开了东方会议。
田中义一上台的背景
田中义一是参加过日俄战争，并且起草日本第一个对法国防方针的日本军人。
一战之后，日本有一个短暂的政治民主的时代，第一届民选首相原敬就是这样选出来的，民主政治的势头在一战之后有一定的上升和发展，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币原喜重郎提出所谓的协调外交。
但是1923 年关东大地震以后，日本的金融界受到了赈灾金融危机的冲击，银行在对赈灾款项的使用中出现了信用危机和挤兑风潮，日本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的银行都受到了波及，金融受到一定损失。
再加上1929 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一战之后在国际空间受到压缩的情况下，日本作为一个依赖型经济，其国内市场也受到了影响，工业不景气，农业也受到影响，广大农民生活困苦，出生于农民的士兵就会产生强烈的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民选出来的政党内阁无力解决国内困境，田中义一上台。他的上台实际上意味着所谓的协调外交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要采取具体的行动。
日本在一战之后就深刻地意识到，东北对于日本而言，除了传统的利益和安全外，在经济上对日本的农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也就是军事、经济双重意义的存在。田中义一上台以后，在6 月就召开了东方会议，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会议。
东方会议与对华政策纲领
东方会议召开之际，很多国家都派了自己的情报人员，想看清其真正的意义所在。东北地方政府因为和日本关系利益非常相关，也非常注重日本对东北的政策，派出了自己的情报人员。这就是田中奏折情报来源的缘由。
东方会议的与会者都是日本外交界、军界与对华事务有紧密关系的主要人员，所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华的决策会议。
东方会议以后发表了对华政策纲领，其地理分布和目标所在如下：
第一，中国本土特别是东北地区，对日本国防和国民生存有重大利害的关系。东北将会是日本采取行动的首要之地。
第二，当前中国不可能统一，日本与各地稳健政权取得适当联系，从中选择扶持日本代言人。所谓的“各地稳健政权”既指北京的张作霖政权，同时也指南京的蒋介石政权。
第三，日本在华法律及日侨生命财产受“不良分子”非法侵害时，日本将需要采取措施。所谓的“不良分子”肯定指的是南京政府的国民革命军。
第四，万一动乱波及满洲，日本将不问来自哪一方面，坚决采取措施予以保护。所谓的“坚决采取措施予以保护”，实际上就指的是要采取军事行动。
第五，日本对中国各地执政权，首先是对立的南北政权，应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所谓一视同仁的态度好像是不偏不倚，但实际上其背后是希望中国实际的分裂，造成南北的分裂，这是有利于日本在华利益的扩大的。
田中奏折的来源与内容
获得田中奏折情报的是台湾富商蔡智堪。他久居日本，办新闻事业，常以所得消息报告中方，和日本政治人员有广泛的交往。他通过他们的帮助，秘密潜入到日本的皇室档案库，将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以后给日本天皇裕仁上奏的一个奏折，用纸蒙在上面用铅笔描下来。
据蔡智堪自身的回忆，他是分两个晚上进入到皇室档案库的，描下来以后裱在行李箱的内侧，自己拎着行李箱带出来。
行李箱送到了东北地方政府当时负责外交的王家桢手中。王家桢因为当时对日本对东北的政策非常关注，拿到这个情报以后都没有来得及回国，就当场马上向东北地方政府予以报告。东北地方政府获得了这个情报以后，报告给了南京国民政府。
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就济南惨案、关税谈判等相关事情同日本进行外交交涉，为了对日本施加压力，就在南京的一个叫做《时事新报》的杂志上将田中奏折的内容予以公布。
田中奏折中用大字突出的内容是：“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他说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大日本帝国成立的必要大事。他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征服以及对中国的征服，和明治的遗策联系起来。这充分昭示了日本通过征服中国去征服世界、谋求世界霸权的野心，视野非常广泛。
《时事新报》一刊发以后，立刻引起了世界的震惊和关注，也给日本的外交带来了被动的局面。日本采取了应对政策，一方面日本政府官方宣称没有这个文件，是伪造的；另一方面也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想将影响消除下来。
田中奏折的真伪考证
一方面是日本政府的否定，一方面是中国政府的公布，这样就形成了中日交往中的一个疑案。日本政府或者日本民间学者通过所谓的研究予以否定。特别是中日建交以后，八十年代中期日本发生了教科书事件，日本新颁发的历史教科书否定侵华的种种事件，中日之间在刚刚的交往中就出现了教科书事件。
日本的所谓右翼学者反过来称中国在历史教科书上用田中奏折来说明日本的侵华谋略，认为这也是中国的教科书问题。
因此必须要将它进行很好的历史考证研究，将它确认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中国社科院的历史研究者步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利用从日本获得的《昭和天皇独白录》以及东方会议与会者的日记、回忆录等日方史料，来论证田中奏折确实是日本制造的。
《昭和天皇独白录》在2018 年由日本NHK 电视台的相关报道公布，其中谈到了1928 年的皇姑屯事件。本来制造皇姑屯事件的日本军人应该受到军法审判，田中义一也向裕仁做了保证，夸下海口说一定会对他进行军法审判，但实际上并没有对他进行公开的军法审判。为什么呢？《昭和天皇独白录》里面说，一旦进行公开的审判，就会暴露日本的整个谋略。
从日本天皇那里都知道，日本的的确确是有一个整个的对华谋略的。
但是现在要找到田中奏折的原件来钉死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在战败之际将很多的官方档案予以了焚烧。不过可以通过多重旁证来证明田中奏折是日本制造的，《昭和天皇独白录》是一个强有力的论据。
王家桢在他的晚年回忆和蔡智堪的回忆有出入，王家桢说田中奏折的内容是分几次从东京寄到东北的。传播途径都有当事人，这么大的出入，日本右翼学者就抓住了这一点来断然否定。但是步平先生的研究可以将其以强有力的多重论据予以支持，这就是他的意义所在。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的关系
二次北伐与济南惨案
东方会议以后，1928 年4 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了二次北伐。因为宁汉合流以后，重新认可了蒋介石的军事委员长的领导地位，所以在1928 年4 月宣布继续北伐。
北伐军进发到山东济南的时候，日本就再度实行出兵。北伐期间日本两次出兵山东：1927 年出兵了一次，但北伐止于徐州没有前进，日本又借口不得不撤军；现在北伐到达济南，日本又实行出兵，并有意制造事端，制造了济南惨案。
当时的山东交涉员蔡公时，是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老同盟会员，和他的随行人员17 名遭到了日军的虐杀。其中有一名勤务兵比较灵活，倒地装死得以逃脱，才将真实的情况反映出来，使得事件震惊中外。因为外交交涉员和外交公署是按照国际规则来管理的，不应该受到军事冲击。
在对交涉公署进行冲击以后，日军就在济南对操南方口音、戴有军帽、穿灰色制服的青年男子实行无差别的攻击，对老百姓和财产进行破坏，造成了数千人的伤亡。据当时济南惨案罹难者家属委员会的进一步调查，死亡人数是6123 人，受伤者达1701人，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而日方的伤亡只有十多人左右，这是一个极其不对等的伤亡损失。
1928 年5 月发生济南惨案，6 月发生了皇姑屯事件，12 月发生了东北易帜，这是一系列事件。
东北易帜
1928 年，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贯彻和平，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东北这个日本在一战之后极度关注的、从军事和国民生计上有重大关系的地区，没有如日本所言陷入混乱、为他们军事夺取提供机会，相反通过这样的政治方式重新归于了南京国民政府之下。
南京国民政府以比较平稳的方式实现了全国主权的接收，也就是从北京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就实现了国家主权在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下的接收。这对日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东北虽然张学良这个时候以东北边防军最高司令的身份，党政军所有权利在握，成为实际的统治者，但不要忘了，在东北还有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所设的关东军司令部。这意味着在东北问题上，中日之间可能会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三大问题
对于刚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必须要处理好跟日本的关系，主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是承认的问题。第二是要对中日之间因为历史原因遗留的问题，比如最近发生的济南惨案，进行善后谈判。第三是关税自主的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区别于北京政府，它不是孙中山所寻求的代议制民主政府，而是一个革命党建立起来的政府，实行以党治国。所以它必须要巩固自身的实力，在进行外交的时候要实行革命外交，即要推翻不平等的条约，实行平等的条约。当务之急就是要实行关税自主的谈判，这样中央政府才会有经济实力，才能有效地运转。
蒋介石访日
蒋介石在实行二次北伐以后，因为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最后在1927 年8 月13 日宣布下野，以避免更加不可收拾的局面。下野以后，由张群打前站前往日本安排联络，安排好了以后蒋介石再前往日本。
他的计划是先访问日本，然后再到欧美等地去访问，寻找对他的支持力量。从最初来说，他对日本还是抱有一定的期待的。到了日本以后，他很快拜见了在野但很有影响的人士头山满，希望取得头山满对他统一中国的支持。在日本相关人士的安排下，他和田中义一也见了面，11 月份在田中义一的青山会所两个人进行了谈判。
现在日方外务省将田中义一和蒋介石的谈话要点予以了公布。
田中义一的谈话要点是：若未能安定长江以南，一旦被摘掉内压之共产党再度萌芽生叶，死又盛大，故以为阁下宜专念南方一带成立。从这一点来看，田中义一对蒋介石统一中国其实是不支持的，他只认可蒋介石在长江以南以南京建立统治，理由是共产主义的威胁。至于北方张作霖之争斗，阁下不必插手，此类争斗自己便会有结果。
这实际上表明日本还是有意于维持张作霖政权在北京政府的权利，以实现日本的利益。但他又怕给中国的民主之一口实，说“日本绝对不援助张作霖，卖出物质援助，即劝告一类其他方面一些内容”。
他强调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所在。
蒋介石的回答是：兼顾南方而后北伐，以全然同感，表示了对田中义一建议的尊重。但他说“为明察此道理，根据北伐，乃因当时的情形是忧虑若不北伐，祸乱反而起自南方”，田中义一用共产主义的蔓延来劝阻蒋介石北伐，蒋介石反过来也用共产主义的蔓延来说明他北伐的坚定性。
他也强调孙中山先生和日本的长期交往中曾经牺牲日本一切，他表示相信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基于中国利民福祉安全，中国军队的革命运动是以中国之列强的利益为目的。
这可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所在，虽然强调要以革命的名义实行革命的外交，但是它并不危害列强的利益，这也可以理解南京事件爆发以后蒋介石为什么要采取妥协的处理。他还借国民的意志来对田中义一表明对日本的怀疑，借苏联的力量存在对日本施加压力。
当天晚上蒋介石的日记中写道，他想寻求日本的支持，从目前来看田中义一是不太支持的。“然比田中任意王军法官僚相视，一意敷衍笼络，而相见不成一致。”田中义一对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革命领袖并没有真实的认识，而是还将他视为像张作霖一样的军阀。
蒋介石感觉到很不满意，但安慰自己说“虽不能转移日本侵华是传统政策，然故意窥见其政策之一般，是于故无损益”，也就是说虽然没有取得真实的支持，但是了解了日本的真实对华政策，所以认为没有什么损失。
按照计划本来应该前往欧美寻求更多的支持，但其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纷争，最终是欢迎蒋介石复职，所以蒋介石匆匆回国，1928 年宣布复职，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4 月份就宣布再度北伐。这是日本所不能阻挠的形势的向前发展。
从这点可以看到，蒋介石还是想以反共的名义来取得日本的支持，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却是对中国最大的破坏者，所以蒋介石的对日政策肯定会具有一定的妥协性。
济南惨案的处理与妥协方针的形成
二次北伐日本出兵山东时，上海市民社会反应强烈。上海是最早开埠的城市，市民社会成长非常迅速，在二十世纪初年，上海的市民阶层包括商业社会发展得非常好，市民阶层的成长力量非常强大，对于事关国权民生的事情都能做出及时的反应。
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方面就济南惨案的善后处理事宜进行了谈判，谈判代表是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黄郛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
在济南惨案的伤亡处理中，决定中日双方各出三人组成一个六人的调查委员会，对双方各自的损失进行调查，然后进行对等的赔偿。从中可以看到妥协性，因为中方死亡6123 人、受伤1701 人，日方仅伤亡十多人，却要对等赔偿。
从1928 年济南惨案发生时的国民党中央训令和蒋介石的通牒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蒋介石给进军济南的日军福田彦助师团的通牒强调：“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官兵全数撤离”，即全部从济南撤离，绕道继续北上。5 月8 日的通电强调“对济南事件，以外交方式总解决”，意思是不会对日军造成的中国生命财产损失采取军事手段。
从蒋介石的通电以及国民党中央的训令来看，都确定了外交途径的解决。
以前我们认为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才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但实际上如果遵循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政策，应该从济南惨案的处理来看。杨天石先生提出，实际上1928年5 月6 日蒋介石的日记也说明了这一点，就是决定了对日采取不予抵抗的方针，这是他的日记中明确出现的。所以济南惨案已经标明了对日妥协方针的形成。
中日济案协定
在善后处理的情况下，1929 年3 月28 日达成了中日济案协定。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政府负责保护在中国之日本国臣民生命财产安全。因为日本打的是维护在济南事件中受到冲突的日本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所以中国政府在济案协定中要负责保护，这就为日本以护侨的名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提出种种要求埋下了伏笔。
自协定签订日起两个月内，日本在山东的驻军全部撤退，这是日本二次出兵山东以后又不得不再次予以撤军。双方损害将要组织例行调查，但这个例行调查在其后很快因为种种事端最终不了了之。协定强调“济南事件已成过去，一俟两国国交益臻敦厚”，希望日本国和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国交奠定坚定的基础。
从济南惨案的协定来看，应该说是妥协政策的持续。
黄郛其人
黄郛作为蒋介石的拜把兄弟，本来在济南事件中就已经遭到了日军的羞辱，被包围在他的办公场所一天不得饮食，是趁晚上才逃脱的。现在他又奉命同日本就济南惨案的善后处理进行谈判，谈判过程中达成了这样具有妥协性的济案协定。所以黄郛在当时被国人痛恨，视为汉奸。
但是蒋介石作为他的拜把兄弟，并没有在公开场合为黄郛提供支持，因为很明显这是执行其对日妥协政策的。黄郛因此伤了心，因为结拜兄弟当时的承诺是甘苦要共尝，而蒋介石和他只能共苦不能同甘。在这种情况下，黄郛萌生退意，完成谈判以后就退隐了，在莫干山经商。
但是长城抗战爆发以后，中日之间需要人出来收拾时局，国民政府这一方也希望黄郛出山，因为黄郛和日本的交往面比较广泛。在这种情况下，黄郛再度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姿态出面，进行中日之间的相关谈判。他最后被北京的学生视为汉奸、卖国贼，被向他乘坐的火车扔炸弹。
黄郛身心俱伤，1936 年肝癌复发去世。
要了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日关系，黄郛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的夫人沈亦云女士也有《亦云回忆》，这也是很重要的研究参考资料。
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来说，从蒋介石而言，他并不是没有认识到日本侵华的目标所在，但是在自身实力还不充实的情况之下，只能采取这样一种妥协。
以前我们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后才开始逐渐走向对日抵抗，但实际上1929 年4 月就形成了《中华民国国防计划纲领草案》。其中指出：“由外交之现实、地理之地位、历史之事件而判断，将对于我发生战争攻窜较多之预想敌国，首为陆海相接而有满洲问题、山东问题及其它多数利害冲突之日本。”
所以这个时候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已经认识到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假想敌。
1929 年，在军事委员会下就下设了国防调查委员会，开始在全国就资源、人才进行统计调查，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这个国防计划委员会后来在三十年代改成了资源委员会。
资源委员会的调查为中国从日本进入到全面战争状态做了很大的准备，比如出台了全国工程师名录，对与国防有关的科技人才都进行了统计备用在案，一旦战争全面打响就可以随时征用相应的技术人才。
孙中山奉安大典与日本承认南京国民政府
1929 年6 月1 日，为孙中山先生举行了奉安大典。这可以说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举行的一个全国规模的重大祭奠活动，通过这样的重大祭奠活动来昭示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坚持执行者，从而也确定了南京国民政府政权的合法性，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宣传。
当时日本派出了头山满、犬养毅作为日本的代表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这两位都同孙中山先生有着长期交往。参加完奉安大典以后，1929 年6 月3 日田中义一内阁就正式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所以在承认的问题上得以完成。济南惨案的善后处理也达成了这样一个妥协协定。
关税自主谈判
第三个大的问题就是处理关税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来以后，强调它并不会损害外国列强的利益。可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将北京政府乃至晚清政府的一切外债都全部予以继承下来，通过这样一种继承来确定中央政府的国际信用，为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奠定基础。
从外债的归还来看，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外债已经还得七七八八，大概百分之九十多都已经还完了。通过这样的认可，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金融上的信用，这就为战争全面打响以后进行对外借款、寻求对外援助奠定了基础。从这点来看，应该是值得肯定的，而不应该将它一味地看成是妥协卖国的。
关税按照《辛丑条约》等是控制在洋人手中的。现在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建立起来的中央政府，要实行革命外交，既然实行革命，那就要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区别于北京政府，就是要打倒军阀还要打倒列强，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平等的中华民国。
当时日本的外相问王正廷（王正廷出任外长），意思是说你们实行革命的外交，那是不是就要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据说王正廷是用英文回答了一个简短的“yes”。日本方面的外交官就明确表示要维护日本的利益，所以之间还是有着比较紧张的关系。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关税、盐税、统税是它的财政主要收入，关税自主又标志着它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正确性的体现。在关税的问题上，像英国、美国等国都比较积极地予以配合，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但是日本在关税谈判的问题上，就不像在承认的问题上那么配合，而是采取了拖延。
原因在于一战期间日本通过对华大量的资本输出，实现了在华的经济霸权。一战之后它的国际空间受到压缩，经济就不景气，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之下犹如火上添霜。为了维护在华的经济利益，它在关税谈判中提出种种要求。
1930 年5 月6 日达成了中日关税协定，正文有五条，还包括附件换文四种。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这是大势所趋，它不得不要承认，但需取得某些商务保障。
所谓商务保障包括：中国政府承认日本政府以往对历届政府的借款；日本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中国进口日本的货物中的110 种给予三年不加税的优惠待遇；至于中国输往日本的货物，只有11 种享有这种待遇。
从这点来看其实是不对等的，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关税自主对它的重要性太大了，即使日本采取了拖延并且附加了种种条件，中国还是同日本达成了关税协定。当然这种妥协不是永久的，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予以改变。
三年期到1933 年5 月协定期满以后，要进行再度谈判，中国政府就对很多从日本进口的货物的进口税率进行了大幅度的提高，最高达80%。
从中也可以看到，南京政府和北京政府在对日的外交上有所区别。
1929 至1931 年的暂时平静
从1929 年到1931 年期间，中日两国之间没有大的冲突，表面双方都比较平静。特别是1923 年中国还给予日本人道主义的赈灾支持。但是就像日本外交界经常强调的，表面上的平静就像水面上的鸭子，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非常轻松、没有大的动作，但是看不到的它的脚确实在不停地进行划水。
日本用这种水压现象来比喻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就是这只是暂时的平静，因为中日之间的诸多问题，比如东北问题、山东问题以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都还没有能够解决。
对于日本而言，1929 年经济危机的打击使它经济上遭受重创，工业极其不景气，引起了农村的强烈不满。反馈到日本军队里面，又引起了皇道派和统制派之间的矛盾，一步一步的就是日本的统制派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上风。
关东军首当其冲，在东北的问题上借皇姑屯事件、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大肆做文章，在国内进行了大肆的宣传，一步一步将日本的对华政策引向了战争的轨道。
从这点来看，1927 年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的实质所在就是：东方会议在7 月7日结束以后，据日方的资料显示，在8 月份又在关东军召开了一份对东方会议的精神进行秘密指示的会议。这意味着东方会议的召开预示着日本在东北将有一系列的行动要跃上行动面。
田中义一下野
田中义一在1929 年6 月3 日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以后，在7 月份就被迫黯然提前下野。他为什么下野呢？还是和皇姑屯事件有关。田中义一曾经在裕仁面前向他做了保证，一定会对皇姑屯事件的相关人员进行彻查，并且交给军事法庭进行公开审判。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所以裕仁对他身边的人说，田中义一这个人不可信。
田中义一失去了裕仁对他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一届还没有到期就不得不提前宣布因病下野。可能是因为失去天皇的信任使他非常郁闷，所以田中义一下台以后后来就因病去世。
他虽然去世了，但是东方会议所确定下来的对华政策，以及他去世之前、下野之前将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安排进了关东军司令部，这意味着田中义一会将东方会议的精神通过关东军方面进行宣传落实，进而关东军就会在东北借当时形势的发展挑起事端，采取军事行动来实行断然解决。
本讲总结
日本所面临的这个时候，不是一个传统的北京政府时期的传统军阀，而是一个政党的政府。这个政党是有自己的主义的，是有自己的军队的，是有自己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机构的，而且还有一部分受过高等
教育的职业官僚。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想通过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现状，使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承认并予以合法化，然后一步一步扩大其侵略，从这点来看是难以达到东方会议的实际目的的。
这也意味着，中国和日本之间因为历史而形成的诸多历史遗留问题有待解决的这样一个关系，并不会因为承认的问题、济南惨案善后的问题、关税谈判的问题达到暂时性的妥协就宣告结束。它的导火索肯定是在一战之后日本利益集中的东北。所以对此应该有很清醒的认识。
对蒋介石的认识
这也涉及到对蒋介石的认识。杨天石是国内研究蒋介石的知名专家。蒋介石写了五十多年的日记，他的日记保存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大概在2000 年的时候就予以了公开提供，只要有身份证就可以去查。杨天石是第一批前往胡佛图书馆查阅蒋介石日记的国内专家。
他在海外也收集了很多民国史相关人物的信函、日记，所以对民国时期很多事件人物的研究因为资料很扎实，有很多参考。
杨天石对蒋介石的评价是，蒋介石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的贡献首先是通过政治解决，使边疆的东北、新疆都能够以平稳的方式进入到中华民国，虽然形式上是统一在中国，但是对于民族统一来说还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另外他也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带领政府、带领中国坚持了抗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为现在的中国提供了基础。
当然值得否定的肯定也有，比如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所以从这点来看，历史人物是非常复杂的，在写这门课程的论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的那个历史人物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不要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去评判。
思考题
本讲需要掌握的两个思考题：第一，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认识；第二，一战以后暂时的和平与全世界的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