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企业、政府与市场
一、复习：企业是什么
（一）企业是一组契约的组合
节前那次课讲过，企业是一组契约的组合。企业通过契约获得资金，通过契约获得土地，通过契约获得劳动力，通过契约获得管理，所有这些生产要素都来源于契约，所以把企业叫做一组契约的组合。先明白这个概念，才能理解关于企业的第二个问题。
（二）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找到一种权责利相匹配的组织架构
从企业获得固定报酬的那一方生产要素提供者，一定只拥有合同上约定的固定控制权和固定索取权，他没有剩余控制权，也没有剩余索取权。在另一头，不从企业获得固定报酬的人，比如企业的股东，就理应拥有对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这就叫权责利相匹配。
只有符合权责利匹配结构的企业制度，企业才是有效率的，否则企业不可能有效率。
（三）用这个道理解释国有企业为什么总是经营不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什么国有企业总是经营不善、总是没有效率，就容易理解了，因为它的责权利不匹配，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国有企业是没有老板的，或者说它有十四亿人都是它的老板，那就等于没有老板。
而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比如国企老总，本身并不享有对企业的最终索取权，也就是他不是老板，然而他却拥有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控制权过大、索取权过小，就会导致他滥用控制权，从企业经营当中谋取私利，比如享受职务消费。从现代企业制度这个角度，可以解释很多问题。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知识型企业里为什么知识型员工应当分配到股份，道理一模一样。
（四）企业经营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信息不对称之下的监督问题
关于企业的第三个问题，企业经营过程当中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障碍，就是信息不对称之下的监督问题。老师上次课留下一个问题让大家下去思考。问题是这样的：假设有两家牛肉面馆，都开在同一个农贸市场，卖的东西一模一样，都是牛肉面；一家生意特别火爆，另一家门可罗雀。
生意不好的这家老板想，我要采取什么样的激励手段激励我的员工，核心员工当然就是下面的厨师，用什么手段激励他把面下得更好吃，吸引更多顾客过来。课堂上同学提出的办法，老师一个一个分析。
第一个办法是加薪。给厨师加薪，他就会感恩戴德、好好工作吗？如果仅仅加薪，并没有签任何协议，员工只会认为加薪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市场上的薪水普遍都上涨了，他并不认为自己应当回报老板，因为双方之间没有协议。
第二个办法是分红、给股份。按一定比例，今天多卖出一些面就给一点奖金。但这只是一个思路，不具体，要求能够落地。分红意味着要给厨师多少股份，那就意味着这家牛肉面馆是股份制的，而一家小牛肉面馆很少是股份制的，这个办法不现实。
第三个办法是按销量提成。这个最容易想到，最容易操作，这个月流水增加百分之二十就给多少奖金，写进合同。问题是，按销量提成激励的是什么？激励厨师提高销量，不一定要靠把面下得更好吃，有可能多放牛肉就提高了销量，这是最容易做到的。
消费者都是很聪明的，同样十块钱一碗或者十三块钱一碗的牛肉面，这个食堂有三块牛肉，那个食堂有五块牛肉，大家都去吃五块牛肉的。所以用销售量提成，当然有激励作用，但激励的不是厨师提高下面的水平、把口味弄更好，而是激励他多加牛肉。对老板来说，得到的就是有销量但没有利润，赔本赚吆喝。
这里看到的是，老板要的和厨师要的、老板要的和员工要的是不一样的，他们各自的激励不一样。
第四个办法是按利润给提成。想要的是获得利润而不仅仅是销售量，那就按利润激励。但厨师不会同意，因为我只是一个员工，我哪知道老板有没有利润，我明明看到生意好得不得了，到月底年底算账时老板却说不好意思没赚到钱。
这又出现信息不对称：对老板来说员工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对员工来说老板的信息也是不对称的，双方相互之间很难信任。
第五个办法是股权激励。观念不现实，小面馆没有实现股份化，所以还是回到按利润激励，而厨师没办法获得关于利润的信息，不会相信。
第六个办法，让双方利益一致，变成一家人。比如厨师被老板称为上门女婿，老板说我就这一个女儿，等我死了之后全部家当都是你的，厨师就会好好干活。这不是编出来的笑话，中国民间的商铺，比如票号就是这样操作的。最典型的是山西票号，它是中国近代银行的前身。
票号特别流行这种操作，因为它本钱大；而且票号的出资人也就是老板，和掌柜也就是经理人往往是分离的，出资人不一定懂金融，不一定自己掌柜，会聘请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这些都叫职业经理人。出资人老板为了控制职业经理人，往往把看好的掌柜招为上门女婿，掌柜就心甘情愿为票号服务，把票号经营得越来越好，还帮他留住客源。
当然这种方法需要非常特殊的条件，老板家里正好有女儿，女儿又瞧得上这个厨师，要求太严苛，很难做到。
第七个办法是装摄像头监督。你不是不好好干活吗，我给你装个摄像头看你是不是认真干活。这种方式最大的问题，是会产生道德上的挤出效应，这个名词是老师借宏观经济学的挤出效应自己创造的。
本来员工自己是有道德感的，有职业荣誉感、责任感，但如果老板不信任他、装上摄像头严密监控，他本身那个道德感、责任感反而没有了，他想着反正你都不信任我，我就装模作样假装认真干活，能够应付你的监督就可以了。
类比一下，如果一所大学在所有教室都装高清摄像头，严密监控每个老师教学的每一个动作、说的每一句话，老师本来对职业有很崇高的责任感，觉得我在教书育人，然而当他发现自己并不受尊重、并不被信任时，就会想我教学只要不犯错误就可以了，拿着书照本宣科，反正没说一句错话，这就产生了道德上的挤出效应。
所以装摄像头这种监控，对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可能有效，对需要用脑子的、需要用到责任心的工作基本无效；成本太高，还会打击员工的职业自豪感、责任心、职业伦理。
第八个办法是互相监督、互相告密。这其实还是没有解决老板利益和员工利益不一致的问题。老板想发动员工相互监督，要给员工什么承诺、怎么兑现承诺呢？老板要的不是群众斗群众，老板要的是利润，员工相互监督真的就能提高利润吗？
实际上，以上几种激励和监督方式可以搭配、混合使用。
老师观察到的做法是：一家小面馆，由厨师下面，但是放牛肉这个环节由老板娘操控，把牛肉这个最贵、最核心的资源掌握在自己人手中；同时配合销售量提成这种方案，因为销售量提成最容易操作，一个月多卖多少碗牛肉面最容易衡量、最容易操作，它唯一的问题是怕激励厨师多放牛肉，那就把放牛肉的权利掌握在老板或老板娘手上。
这样既达到激励厨师改善厨艺的目的，又没有增加每一碗面的成本，最简便又最易行。牛肉面馆的故事听起来简单、有点荒诞，背后却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精髓，以后当老板要认真琢磨这个故事。
回想：企业为什么叫一组契约的组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什么？国企的控制权和索取权为什么错配？牛肉面馆几种激励办法各自错在哪里，最后是怎么搭配解决的？什么叫道德上的挤出效应？
二、对企业的其他解读视角（补充阅读）
除了从制度经济学解读企业，还可以引入其他视角。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已经发在群里，中英文都有，愿意看中文看中文，愿意看英文看英文。杨小凯是华人经济学家当中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曾经三次被提名，可惜天不假年，只活了五十几岁，诺贝尔奖不发给去世的学者，所以没得到。
他在新兴古典与新古典分析框架里对企业性质也有分析，感兴趣的同学作为补充阅读，属于研究生层次的材料。
科斯认为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的性质》这篇论文好几十页，其实就讲这一个观点：为什么会存在企业？市场已经靠价格机制运行，为什么还要企业？企业内部不是靠价格机制，而是靠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市场上靠价格配置资源。科斯的问题是，既然已经有了市场，为什么还会产生企业，为什么不是所有资源配置都用价格机制？
这是一个很深刻、一般人看得到却提不出来的问题。前面学过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里，企业是作为内生变量存在的，一讲市场行为就天然有需求方消费者、供给方企业，但它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企业，把企业的存在当成天然就有。人人都看到有企业，却没有人追问为什么会有企业，直到科斯出现，这就是科斯作为思想家的伟大。
科斯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就两篇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和《企业的性质》。学术产出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思想有没有洞见、有没有穿透力，别人看不到的你能看到，别人提不出的问题你提出来了。科斯的结论是，企业产生于交易成本的节约，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就是科斯在这篇论文里提出的。
张五常是华人经济学家中的翘楚，香港人，他发展了科斯的理论，认为科斯的理论还不够准确。科斯说企业用内部行政管理、行政命令替代市场价格机制，张五常进一步说，替代的其实是中间产品市场，也就是用劳动市场替代了中间产品市场。
杨小凯认为企业有三大核心特征，这里讲到两个。第一是剩余控制权，雇主对雇员的劳动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加入一个企业、被老板雇佣，相当于合同约定每天八小时工作日，就把八小时时间、约等于八小时生命卖给老板，这八小时之内老板可以命令做任何不违法的事，这叫剩余控制权。第二，雇主在支付完员工的成本工资之后，拥有剩余索取权。
这顺着前面讲的现代企业制度下来。
三、为什么需要政府
政府这部分老师准备略讲，因为公管学院大三学生已经学过太多关于政府的课程，这学期还有地方政府学、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案例分析。讲公共经济学当然必须联系政府，但只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政府？跟刚才问为什么需要企业一样，不能想当然觉得政府天然内生存在。
从经济学角度，德·索托讲产权的那本书第一次课就把电子版分享到群里了。
政府提供三样东西。第一，界定产权。第二，维护交易秩序，打击不合作的行为。注意，如果只界定了产权，却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保护产权，那这个产权等于没有。经济学里有个谚语式的说法：如果有人说你拥有阳光的产权，但你却不能把阳光藏起来，那你等于没有对阳光的产权。
我永远拥有对阳光的产权，可我又不能把太阳遮起来，你不给钱我不让你晒太阳，我照不住，所以这个产权等于没有。第三，弥补市场缺陷，也就是微观经济学讲过的市场失灵，本门课还要从不同角度再来论证。
（一）为什么需要界定产权
如果没有产权会怎么样？你生产的产品谁都可以随便拿去，谁都可以把你的产品拿去重新分配，请问你还有没有生产的积极性？当然就没有了。这是最浅显的理解，没有私有产权，就没有生产力的进步。
例子：改革开放之前人民公社时代，老百姓都吃不饱；改革开放从农村包产到户开始，农村一包产到户，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生产工具，什么都没变，马上生产的粮食就够吃了。地还是那块地，农民生产力水平并没有提高，用的还是那些工具，两年之内大家就够吃了，唯一变的就是制度，也就是产权制度，你生产出来的属于谁。
张维迎老师在陕西农村下乡当知识青年时遇到过一件事。当时知识青年到农村，想着毛主席教导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要向大公无私的农民学习，自己可能是自私的。观察久了发现农民也没那么大公无私，也挺自私。
细节是：集体出工早上由生产小队长敲钟，大家在公家地里干活，下工又敲钟，一敲钟下工，就看到几个农民飞奔回自己家，问干嘛这么快跑回去，说憋不住了一包尿。憋不住撒在地里就行，种地的人都知道撒在地里还是肥料，当时没人觉得这不文明。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撒在地里？因为要憋着这包尿回去撒在自家地里。
连一包尿都舍不得撒在公家的地。再站在山头上往下望，大片田地种得歪七扭八、不像样子的，一看就是公家的地、公社的地；偶尔一小块种得特别整齐、郁郁葱葱的，一定是农民的自留地。产权归你自己，你就会特别在乎它，所以一定要界定产权。这跟行政法里讲过的内容呼应：2004 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把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产权写入宪法。
尽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一样要保障私有产权，道理就在这里，不保护私有产权就没有生产力的进步。
（二）政府维护交易秩序：囚徒困境的解释
有了产权，还需要由一个权威来维护交易秩序，用博弈论的囚徒困境解释最清楚。假设A 和B 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财产，各自有两种策略：一个是不偷别人的、只保护好自己的，另一个是同时去偷别人的。
第一种结果，双方都只拥有自己的财产、不去偷窃，A 拥有十个单位财产，B 拥有九个单位财产，这很合理，社会上总有人穷一些、有人富一些。
第二种，A 仍然不偷别人，B 觉得他凭什么比我富，把A 的财产偷一部分到自己这里：B 从A 那里偷去三个单位，A 变成十减三等于七；B 尽管获得三个单位，还要付出一个单位的偷窃成本，偷窃也是有成本的，所以他自己财富只增长两个单位，从九涨到十一。
第三种对称，A 偷而B 不偷，A 增加两个单位，B 减少三个单位。
第四种，两个人都偷，你偷我的我偷你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最后各自只剩下八个单位，大家利益其实都没有增长，效率只是被耗散掉了。
在没有任何外力控制的情况下，形成均衡的那一组解是什么？推算一下：如果我是A，当B 不偷窃时，我选不偷得十、选偷得十二，所以选偷窃；当B 偷窃时，我不偷得七、偷得八，还是选偷窃，所以对A 来说偷窃是占优决策。反过来对B 推导方式一样，选择偷窃也是占优决策。
也就是说，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A 和B 会不约而同选择偷窃，你也偷我的我也偷你的，大家都琢磨怎么更好地偷窃，而不把聪明才智和力气用在怎么更好地生产上，这个社会就完了。所以需要政府打击偷窃行为，让偷窃的收益变得很低、让偷窃很不划算，才能从双方都偷的均衡，回到双方都不偷的均衡。
这就是用囚徒困境模型解释为什么需要政府保护产权、打击破坏产权的不合作行为。
回想：科斯说企业是什么，为什么产生？张五常修正了什么？政府存在的三个理由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产权就没有生产积极性？包产到户变的到底是什么？囚徒困境里双方占优策略为什么是偷窃，政府怎样把均衡拉回来？
四、市场失灵及其表现
政府存在的第三个理由是弥补市场缺陷，也就是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同学们写毕业论文常用这个理论基础，但要提醒：市场会失灵，政府同样也会失灵，不要因为市场会失灵就以为政府十全十美。
市场失灵的常见表现，微观经济学讲过垄断、信息不对称、竞争带来不公平、外部性等等，其中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是本门课后面侧重讲的；垄断问题在公共经济学里要重新认识。
（一）重新认识垄断
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通常用市场份额高低定义垄断，一家企业占据一半以上绝对市场份额，或者获得相对多数市场份额，就被认为是垄断。老师强调，用市场份额界定垄断是不恰当的，市场份额越大不一定就拥有垄断能力。
判断是不是垄断，要看它有没有排除他人进入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生意只许我做、不许你们做，有这个能力才叫垄断，没有这个能力就不叫垄断。这个定义很关键，定义没搞清楚，是大量反垄断政策、反垄断法律失效的本质原因，用市场份额界定垄断然后去反，那是错误的。
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一种垄断，叫行政垄断。除了黑社会这种非法的以外，任何一家企业怎么可能不允许别人进入这个行业呢？它没有这个能力，除非背后有政府，因为政府拥有合法的暴力。
只有凭借合法暴力的垄断，才叫行政垄断，它才是垄断。
有人问，企业拥有技术优势，产品最先开发出来、获得专利技术，别人不能用这个专利，要用得交专利使用费，这岂不也是一种垄断？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垄断，但这种垄断正是国家支持的。专利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垄断制度，为什么要支持专利？
不支持就会阻碍科技发展，我投入很大获得技术创新，别人谁都可以白拿去使用，我就没有投入的积极性了。所以借助技术进步、技术专利获得的垄断，恰恰是政府不需要反对、而是要保护的。
再问借助先发优势获得的市场份额是不是垄断？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垄断。比如淘宝，马云刚开始开阿里巴巴在中国推广电子商务，没有人相信可以在网上做生意，我认都不认识老板，货都没看到就把钱付给他，在家坐等寄货上门，世界上哪有这么蠢的人。
没有人相信这种商业模式，但马云相信，因为他在美国看到过，坚信这种商业模式在中国也能行，他去做结果真做成了，这叫企业家精神。做成之后淘宝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独一无二的老大，占有绝大部分市场份额。
用传统市场份额看它就是垄断者，但它显然不是垄断者，因为淘宝之后又有了京东、美团、拼多多；如果它可以垄断，就可以不让别人进入、一直占据垄断地位，可它做不到。即使借助先发优势取得更大市场份额，也只是暂时的，永远有效率更高的挑战者进入行业。
比尔·盖茨说微软永远离破产只有十八个月，当年微软办公软件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拥有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美国政府根据反垄断法照样把微软界定为垄断企业、判败诉，微软被拆分，还被处巨额垄断罚款。但全世界政府对垄断的定义都被新古典经济学带偏了，按市场份额达到绝对多数或相对多数就处罚，要么拆分要么罚款，这是错误的。
微软之后又有很多软件公司进入，微软没有特权不允许别人进入办公软件行列。
（二）信息不对称是不是市场失灵，要不要政府管制
传统经济学认为，买方卖方各自拥有的信息不一样，就会产生资源错配，所以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的经典表现，需要政府管制。老师特别不理解公管学院为什么要开政府管制这门课，政府管制天然就是合理的吗？政府管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市场会失灵，因为市场会失灵所以需要政府管制。
但在公共经济学里要学会，不要一听别人说市场失灵就真以为市场失灵了。
只要买方卖方同时存在，信息永远都是不对称的，而买卖过程恰恰就是买卖双方利用信息不对称讨价还价、获取更多剩余的过程。微观经济学讲过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消费者想获得更多消费者剩余，生产者想获得更多生产者剩余，凭什么获得？因为对方不知道自己内心真实愿意出的价格。
例子：以前女生喜欢到汉正街买衣服，买一套回来大家互相猜价格。如果一百块买的，有人猜一百五，我立马很高兴，觉得获得了五十块消费者剩余；有人猜八十，我立马沮丧，因为花了一百别人只认为
值八十，损失了二十块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就是内心愿意出的价格和实际出的价格之间的差。
买卖双方都在利用各自的信息优势想多占这个剩余，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市场行为。如果只要有信息不对称就需要政府干预、管制，那就等于所有市场行为都需要政府管制，市场就不存在了。
买肉的例子为什么不举买蔬菜？因为买肉里有很多窍门，有很多私人信息，不会写进书里，一定要靠自己经验掌握，年轻人相对老人更没经验。老师去华科菜市场买肉，每次到肉摊就很紧张，感觉自己去挨宰，问这个怎么卖，对方说这是最好的、价格完全不高，买回去被妈妈说又贵又不好。为什么妈妈买的总是比我好？
显然我的消费者剩余没有我妈多，我被对方占了便宜。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当诉诸政府，要求政府管制市场价格？这只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妈妈有经验，相比卖家也许还有经验优势，总能占到卖家便宜，获得更高消费者剩余。
这些都不能叫不正当竞争，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市场竞争，市场上所有买卖双方都试图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地位欺骗对方，占据更多剩余，不管是消费者剩余还是生产者剩余。
网络时代出现另一种情况，大数据杀熟，也叫宰熟。比如小长假和女朋友去外地旅游，提前在携程等平台订机票宾馆，第一次搜到便宜的先存起来，想等明天再说，明天再搜便宜的就没有了只剩贵的；你想当然以为便宜的卖光了，其实不是，让女朋友再搜又能搜到便宜的。为什么你搜不到？
平台利用你的数据，用算法推测、给你画消费者画像，已经看出你是急需的，你越急需它越不降价，这是典型利用数据优势获取更大生产者剩余。还有人做过实验，用不同手机搜同样的商品或服务，用小米、华为和用最新版苹果手机收到的页面不一样，用贵手机收到贵价格，用最便宜的手机收到最便宜价格，都是典型的大数据杀熟。
老师个人认为，到了利用网络公司大数据杀熟这种程度，就需要政府管制了。注意它和第一种情况的区别，看起来好像一样，都是买卖双方利用信息优势占对方便宜，为什么菜市场这种不需要管制，下一种却赞同管制？因为量变已经导致质变，理由至少有二。
第一，网上交易信息的所有权不归消费者，我在网上搜了哪些页面，商家不经我同意就调用这些信息、对我进行消费者画像，等于滥用我的私人权利，信息所有者有知情同意权，它侵犯了这个权利；信息权利是一种所有权，每个公民的信息权利应当所有权化，欧盟有立法，中国也有相应立法，尽管还不完善。
第二，这时已经处于不公平竞争，对方用电脑、超级电脑、大数据在算，我用人脑在算，这跟菜场买卖双方都是人脑在算、同一量级不一样，这个博弈已经不均衡。出于这两点，老师赞同把这种情况定义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引入政府管制；但反对只要有信息不对称政府都需要管制，那会扩大政府权力边界，最后市场整体消亡，只剩政府计划。
不同意的同学可以在结课小论文里探讨。
（三）竞争带来不公平：马太效应与三次分配
竞争带来不公平，普遍认为需要政府管制，因为这属于市场失灵。市场天然有竞争，竞争天然带来马太效应，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为什么自由市场交易总是带来马太效应？老师奶奶解放前做生意，没有学过经济学也没什么文化，讲过一句话：钱找钱比人找钱要快。这是常识，但它是真理。
例子：放暑假勤工俭学，用这个人去找钱，去餐馆端盘子、工地搬砖，一个月了不起挣五千块；富二代拿一个亿本金去投资，运气好一个月可能赚一千万。请问是我比你更聪明，还是比你更勤奋，还是劳动力比你强？都不是，只是投入的生产要素不一样，我投入资金，你投入身体、劳动力。这就是奶奶讲的，我用钱找钱，你用人找钱，钱找钱永远比人找钱快。
所以在没有任何强迫、没有任何剥削的自由交易当中，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最终导致贫富悬殊。
贫富悬殊的社会对富人也不利，穷人会这样想，富人自己也知道：如果自己身边都是越来越穷的人，财富也是不安全的，总有一天穷人揭竿而起、暴动、革命。所以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期，反而是富人站出来要求政府立法提高有钱人的个人所得税，最大富豪出来做慈善、支持提高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者就是他们最富的人。
他们知道贫富悬殊不管对穷人还是对富人都不安全，所以政府防范贫富悬殊的管制政策是合理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三次分配的概念。一次分配在市场上进行，用市场机制分配，所以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由政府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引入NGO、社会组织，慈善机构接受富人自愿捐款帮助穷人，三次分配是自愿。三种分配方式结合起来，希望更好地消除贫富悬殊，这是党的政策目标。
（四）外部性
市场失灵第四个表现是外部性，后面单独用一章分析。以上就是市场失灵的基本表现。
五、政府也会失灵
市场会失灵所以需要政府，政府为什么出现在社会经济运行图中高高在上最重要的位置。但同时要提醒，政府本身也有缺陷，政府也会失灵。千万不能因为市场会失灵，就推断政府一定是好的，这就像评委听三位选手比赛，听完第一个觉得不好，听完第二个觉得不好，就想当然第三个一定好，显然不符合逻辑。
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组织成本高昂；一样会出现信息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个问题对市场主体和政府同样存在；还有委托代理问题。
先说组织成本高昂。美国前总统里根讲过一句话：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就是问题本身。这里要分清政治学和经济学上的左右。以美国两党制为例，民主党偏左，共和党偏右。政治上左派要求平等，右派要求自由；经济政策上左派要求政府管制、增加政府管制权力，这是左派思想，右派要求放松政府管制。
谈左右要看是政治上讲还是经济上讲，二者有对应关系。里根是共和党总统，代表右派观念，他认为市场的问题本来就是政府带来的，政府不是在解决市场问题。当我们不去找市场而去找市长，很可能是赶走了小偷迎来大盗，好像弥补了市场的小缺陷，却带来更大的政府缺陷。老师在经济政策主张上偏右派，反对凯恩斯主义，张维迎也反对。
凯恩斯主义基本主张是市场会失灵，需要引入强大政府，市场失灵时政府补贴、采购、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在老师看来它不是解决问题，本身就在制造问题，引入这样的政府其实是赶走小偷迎来大盗。
第二点，极长的委托代理链条直接导致监控失效。讲企业时也讲过信息不对称下的委托代理问题，股东把权利委托给经理，经理是不是好好为股东干活，这是委托代理问题，但这个委托代理很直接，中间没有七弯八绕的链条。政府出现以后，委托代理链条之长导致根本不可能从源头控制。
例子：选区人大代表选举，大家都进行了选民登记，请问你认识要选的那个人吗？了解候选人的人品、政策主张吗？什么都不了解，表面上在投票，实际上根本没办法控制代理人。举中国政府的例子，不是说中国政府不好，世界上所有政府都一样，只是老师对中国政府比较了解。
我们在洪山区喻家山社区选区，校园内一个选区，直接选举产生的是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开会选举产生市人大代表，再选举产生省人大代表，再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开会选举产生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再由总理任命各司司长，部长任命司长，司长任命处长，处长操作中国经济，这叫处长经济。
我作为一个选民，能够最终控制中央部委一位处长的行为吗？能说处长代表我的利益吗？
他根本不向我负责，只向他的师长负责，处长向师长负责，师长向部长负责，部长名义上向全国人大代表负责，全国人大代表名义上向省人大代表负责，一环一环往后倒数追溯到我这里，差了十万八千里，这曲里拐弯的委托代理链条，所以政府一定会失效，这就是里根说政府就是问题本身的关键。
西方宪政理论如何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它理解政府一定要在宪法之下，宪法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政府在宪法之下运作，人民可以用宪法控制政府。理论上如此，实践中西方也有纸牌屋之类的乱象，自认为有一套精巧的控制政府权力的技术，实际上这些技术都会失效。
所有这些都说明，政府尽管很重要，借助政府弥补市场失灵时一定要知道政府本身也会失灵。
参考书：包刚升《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上下两册，图书馆有，网上评分高，通俗介绍政治，人人都看得懂。书里提出人类政治困境聚焦四个问题。
霍布斯问题解决人类为什么需要国家；阿克顿问题解决为什么必须限制国家权力，既需要它同时又要限制它；洛克问题解决如何限制政府权力，也就是限制public power；托克维尔问题解决如何防范民主的弊端，政府权力相对的一方是人民的权利、民主。这四个问题构成人类政治的核心问题。
六、第一章小结
第一章讲公共经济学的概念及其研究对象，研究对象首先从个体、个人或者家庭讲起，其次讲到企业，最后讲到政府，第一章全部内容到此。
七、第二章开头：公共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第二章讲公共经济学跟其他学科的关系。首先跟经济学的关系再明显不过，公共经济学本来就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第一，研究主题一致，都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经济学研究有限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什么需要配置？因为资源是有限的、稀缺的，在不同用途中发生冲突，没有冲突就不需要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也研究资源配置，同样回答这些问题。
第二，研究假设和方法一致，经济学基本研究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公共经济学也一样，只是把理性经济人假设延伸到公共资源配置过程，认为政治领域参与者和市场主体一模一样，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动机。
老师布置参考索维尔《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一到三章，用三个经济学最核心的概念检验大家是不是真学懂了经济学：稀缺、价格、激励。
（一）第一个概念：稀缺
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出发点是稀缺。有限资源说明资源是稀缺的，不稀缺就不需要研究。大家都能理解稀缺，比如一个班三四个同学，最后只有七个保研指标，保研指标就是稀缺的；春节回家买不到火车票，火车票是稀缺的。
稀缺资源怎么解决、如何配置？常规解决方案有四种渠道。第一，抽签，按运气分配；第二，排队，按时间分配；第三，价高者得，按价格分配；第四，按身份分配，某些身份的人优先获得，比如长假去热门景点，残疾人可以不买票不排队，现役军人可以不买票不排队，七十岁以上老人可以不买票不排队，这是按人的特殊性分配。
讲行政许可时也讲过，有限资源如何配置不外乎这四种渠道。
排队难题。很多人认为排队很合理。假设你去邮局寄快件，前面排队你排第十号，特别着急，马上上课要迟到，迟到老师要扣平时分；排在第一号的是位老太太，一看就悠哉悠哉一点不着急。你走过去跟她商量，大妈我给你二十块钱，我在第十号你在第一号，换个位置，你猜老太太会不会同意？
她大概率会同意，因为她本来就悠哉悠哉没什么事干，多排一会白赚二十块，你也会同意。这个交易是不是有效率的交易？当然是，它符合帕累托改进，有人得利增长了，没有任何人有损失，两人互换位置不影响第二号到第九号。
然而这个交易现实中往往不可行，你会被人录像拍下来弄到网上，骂你不讲功德、插队，说我给了钱的，有钱了不起，用钱插队更挨骂。这就是解决稀缺性时产生的排队难题。
现实例子：海底捞以前生意特别火爆，到现场都要拿号，后来推出网上排号，在网上交一点钱成为VVIP，网上拿的号到现场可以直接进去，比现场排号的人优先，因为是另外一套排号系统。老师自己觉得，作为市场主体，法律没有禁止，法无禁止皆可为，它想通过排号挑选出对它价值更高的客户，很合理；但网上骂惨了，说嫌贫爱富。
只要资源稀缺，总得找某种方式配置。老师自己认为用钱分配、价高者得是很合理的，然而大多数人反对价高者得，认为它对富人有利、对穷人不利，认为排队是更公平的分配方式，不管你愿意花多少钱都不行，一定要用时间排队。问题来了：用时间排队的政策，真的能够抵消金钱的影响吗？
赞同排队的人希望用时间抵消金钱影响，因为金钱在人群之间分配不公平，但时间在人群之间分配完全公平，他再有钱一天也只要二十四小时，所以大多数穷人赞同排队。
显然不能抵消。假设我是王思聪，去医院挂一个很难挂到的号，必须现场挂号，一般人凌晨三点去排队，我可以花两千块找农民工拿着我的身份证帮我挂，一样绕过实名制，一样绕过排队制度，他没有违规，本质上时间可以用金钱换。富人做的大量事情不都是用钱买穷人的时间吗？不想做家务就用钱请保姆。
既然金钱分配天生不公平，社会上一定有穷人富人，希望用排队抵消富人金钱影响力，其实抵消不了。排队唯一带来的效果，是让金钱最后流向黄牛。替王思聪排队的就是黄牛，黄牛排一天队拿很多号，最后高价转手。
为什么说还不如价高者得？三甲医院有很著名的医生，一号难求，如果按市场机制价高者得，更高的价格利益就被医生得到。现在消除价格机制，不让市场发挥作用，所有人都买同样二十块钱一个号，本来两千块你也愿意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确保穷人看得起病、普惠医疗，于是再贵的医生、再稀缺的医疗资源只能卖二十块的号。
结果你二十块能买到吗？挂不到，号都被黄牛买到，黄牛转手卖给有钱人，你一样花两千，多出来的一千九百八十元没有被医生得到，而被黄牛得到。这种机制激励大家都去当黄牛，而不是激励更多年轻聪明的人去学医、增加医疗资源供给、让医疗市场变得均衡。
用经济学思维分析公共政策合理性，不让市场机制进入医疗领域，道义上很崇高，实际操作带来错误激励。
（二）第二个概念：价格，以及价格与价值、成本的关系
生命是不是无价的？歌里、文学作品里都这样写。然而生命真的无价吗？如果生命真无价，为什么会有人去做对生命有风险的事情？小煤窑招工人挖煤，明知下一百次矿井可能出一次事故，有百分之一事故率，为什么还是有人去？去的通常是穷人不是富人，穷人拿生命冒险，给王思聪再多钱他也不会去。你还认为生命无价吗？
其实生命不但有价，更残酷的是，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选择为自己的生命标价。
计算一下：明知道下一百次井有一次失去生命的可能，老板给十万，你的生命值多少钱？用十万除以百分之一，等于一千万，这是你自己对生命的标价，对穷人来说这已经是天价。换成王思聪，告诉他给十万下一百次井、其中一次会失去生命，给他十万、给他十亿他都不去，因为他的生命更值钱。
说起来残忍、不公平，但实事求是说，穷人的命就是不如富人的命值钱，而且这是穷人自己为自己的命标的价，没有人拿枪逼着他接受这份工作，也没有人欺骗他说下一百次一次都不出事，数据都摆在面前他还是会去。
如果家里特别穷，等米下锅，或者父母住院等一万块做手术，一万块工资也会接受，别说十万，这足以证明生命不是无价的，生命可以通过自由交易体现出价格。
网上段子：比尔盖茨掉了一百美元在地上，该不该弯腰捡起来？有人计算，弯腰捡一张钞票要三秒钟，比尔盖茨每三秒钟赚的钱远超一百美元，所以不该捡。当然是段子，说的是每个人生命价值不一样，每个人时间价值也不一样。
价格和价值有区别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严格区分价值和价格。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商品上的凝结，是客观的，这叫客观价值论。政治经济学认为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但供需决定的价格不能长期偏离价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价值客观存在，由当时当地平均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比如当时当地生产一部手机需要熟练工人劳动多少小时，这决定手机价值；它卖多少钱固然受供需影响，但不可能长期偏离，围绕价值波动。
西方经济学在亚当·斯密《国富论》里相信客观价值论，发展到边际革命之后变成主观价值论。主观价值论认为，主观价格跟所谓客观价值已经没有关系，价格完全由供需决定，跟劳动生产力没关系，跟上面投入多少成本也没关系。不同价值论带来不同制度观念，这一点要牢牢记住，下次课再解释。
回想：垄断的正确判断标准是什么，为什么市场份额标准错了？专利垄断和先发优势为什么不该反？菜场买肉和大数据杀熟为什么一个不管一个要管，两条理由是什么？马太效应为什么必然出现，三次分配各自注重什么？政府失灵有哪三个表现，委托代理链条为什么控制不住？稀缺资源四种配置方式是什么？
排队为什么抵消不了金钱，最后便宜了谁？客观价值论和主观价值论区别在哪？
第二讲课堂辩论：女生赴港追星，全家低保该不该取消
一、辩题与环节
正方立场：低保应该取消。反方立场：低保不应该取消。事件背景：中专女生赴港看演唱会，是否应当因此取消其全家低保。
比赛环节依次是：开篇立论，双方各两分三十秒；一对一攻辩，每轮一分三十秒，质询方只能提问，答辩方只能回答，不能反问或自行申论；公辩小结，双方各一分三十秒；自由辩论，双方各四分钟累计时间，交替发言，正方先；总结陈词，双方各三分钟，反方先发言。
二、正方立论：应该取消
第一，先界定低保。低保是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规定的家庭给予的最基本生活保障。取消低保不是惩罚，而是一个制度性结论。
我国《社会救助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社会救助对象家庭成员经济等变化情况，作出相应终止社会救助的决定。
第二，当家庭低保的消费行为表明经济状况已经超出低保认定水平，而且当事人明知规则仍执意为之，就应该取消。低保保的是基本生活，不是享受型消费。理由有三。其一，低保以家庭为单位认定，不存在个人赚钱个人花的例外规则，家庭成员的消费能力就是家庭经济状况的一部分。
其二，这笔钱已经远远超出生存需求，赴港观演花费约三千到五千元，相当于全家近两个月的低保金，能负担这样一笔非必须支出，恰恰说明家庭在基本生活之外已经有非常大的可支配能力。
其三，制度本身有明确规定，江西省最低生活保障操作规程第三十七条规定，纳入低保期间存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的高消费行为，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就应该停止救助；江西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评估办法第二十四条明确把出国或出境旅游列为高消费行为。
其四，权威媒体评论也一致，低保初衷是保一时刚需支出，赴港观演属于高额消费娱乐，触发规则无可厚非应该取消。最后强调，低保资金是有限的。
三、反方立论：不应该取消
第一，法律层面，不该因为女孩赴港开演唱会这一单次消费行为取消其全家低保。依据2026 年7 月1 日施行的《社会救助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七条，低保以家庭为核查单位，认定核心是家庭长期持续的人均收入、财产是否低于当地保障标准，终止社会救助决定前还应当综合评估家庭情况、听取当事人意见，处置包含差额发放等分级手段。
本案支持女孩消费的收入源于短期大量务工，属于一次性收入，不具备持续性，不能仅凭这一笔消费直接推出全家长期经济达标。仅凭家庭成员之一的单次消费行为直接取消全家低保，违背行政法的比例原则，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手段同时满足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
承认女孩个人消费可以被讨论、被教育，但不等同于家庭低保资格当然被取消。
第二，经济激励层面，简单取消低保容易催生就业即失保的不良收入预期，产生负向激励。本案女孩主动务工增收，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劳动意愿；如果低保家庭使用劳动所得的一笔临时收入进行消费，就要面临全家保障被撤销，会让部分困难家庭产生顾虑，不敢务工增收，客观上助长为保住低保不愿工作的风险，不利于鼓励困难群众主动脱贫。
第三，制度执行层面，低保治理讲究精细化、有温度、可持续。国家早已设置低保渐退机制，针对家庭收入增长设置缓冲期、梯度递减补贴，比原地一刀切取消更合理。一次偶然消费不等同于家庭经济条件实质改善，不能忽略家庭可能存在的医疗、生活等现实负担。
综上，单次偶然消费不能等同于家庭收入持续超标，一次可以整改的轻微情形没有达到可以剥夺全家基本生存保障的程度，直接取消在社会经济上弊大于利。
四、攻辩交锋
第一轮，正方二辩质询反方二辩，连问三题：低保设立初衷是保障基本生存需求，追星消费特别是赴港追星是不是基本生存必要开支？家庭享受低保却持续承担追星这类非大额必要开支，是否挤占了本应留给真正困难群众的救助资源？家庭有能力承担追星消费，是否已经证明不再符合生活困难这一低保认定核心标准？
反方二辩回答：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空调原来也被认为是享乐型支出，以前家庭购买空调会被当成高消费行为，现在空调已经挪出高消费认定标准，赴港也是同样情况；并反问，您方说挤占救命钱，挤占的具体是哪个人？
第二轮，正方三辩质询反方三辩：出行之前帮扶人员已经反复劝阻并明确告知结果，当事人仍执意前往，这是不知者无罪还是明知故犯？取消低保之后，如果家庭经济状况确实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是不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程序重新申请纳入保障，这是否说明取消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动态管理的正常运作？
法律是否也明确认定赴港追星不属于正常娱乐消费？反方三辩回答：通知过之后仍然去，这是道德上的问题，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通知之后再去就触犯有效法规，只能说人品不好，并不构成程序上的问题；取消低保之后有一年时间不能再申请，这一年会失去保障，平时其他保障也还能申请。
第三轮，反方二辩质询正方二辩：您方立论说赴港是高额消费行为，涉及金额大约多少？文件是什么时候出的、哪个单位发的，信息来源准确可靠吗？官媒是这个事件的调查主体吗？
正方回答官方新闻平台发布过报道。反方追问：高消费行为且没有正当理由才应该取消，本案核查结论公布了吗？确实没有正当理由吗？
正方回应：作出事实依据不在事情真伪，而在于赴港追星之后由江西本地政府启动动态监测机制，而且赴港追星在江西本地行政法规中属于明显高消费行为。
第四轮，反方三辩质询正方三辩：低保动态管理的调整方式包括政策提醒、减发补助、停发救助等多个层级，直接停发全家低保是不是实现监管目的的唯一方式？法律规定取消低保并不是唯一行政方式，既然存在其他损益更小的手段也能达到监管目的，就不应该选择对家庭损害最大的手段，这不符合行政法原则。
再问，这个家庭每月依靠低保金维持基本生活，直接取消全家低保，还有什么法定保障手段能够替代低保，为家庭提供持续稳定的基本生活保障？正方回应：民政部门作出取消低保决定时应当说明理由，当事人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可以打工获得高于低保的收入并自主安排消费。
五、公辩小结
正方一辩小结：反方始终没有回答最核心的问题，女孩赴港追星存在不合理之处，是否就应该取消全家低保。反方把赴港和空调类比，两者能简单相同吗？空调现在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赴港的性质、金额、实际用途都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反方一直强调女孩收入来源于短期务工，但收入来源于劳动，就意味着这笔收入不应该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吗？显然不是，肯定劳动价值，但劳动所得是否影响低保资格应当依据家庭经济状况判断。
反方不断强调取消全家低保的后果，却没有充分回应：低保资金是有限公共资源，制度不仅要帮助真正困难的家庭，也要保证资源公平分配给真正需要的对象，它不是只讲温情，更要回应公平制度。坚持不能让低保资格成为只进不出的保障，只有让救助对象有进有出，才能真正维持制度公平。
反方一辩小结：对方混淆了启动核查和直接取消低保，我方认可动态监测核查，但辩题讨论的是该不该直接取消全家低保，本案官方至今没有定论，没有查实家庭长期收入财产超标，凭什么直接主张取消？低保应以法定事实为依据，不能依据舆论观感判断。
对方又混淆一次性收入和稳定收入，暑假打工这类临时性收入花销分摊到全家全年，并未超出低保标准。谈到公共资源与道德风险，低保是应保尽保，不存在挤占其他救助名额；女孩事先已知情政策，不存在隐瞒骗保；打工增收反而丢掉全家保障，会形成就业与社保的负向激励，打击困难群体劳动意愿，带来更大社会隐患。
我方抛出的关键问题对方都回避：制度要求核查，为什么直接跳到最严苛的取消处罚？一旦被取消，有什么同等有效的兜底制度承接这个家庭的生存保障？
六、自由辩论的主要回合
正方：反方以事实尚未核定来回避。首先这是一个规范性问题而不是事实性问题，辩论讨论的是给定制度框架下面对这种行为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而不是针对这一个具体事件。
官方通报本身已经确定部分事实：女孩自行前往香港开演唱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社区干部及时预警，这些事实为规范讨论提供了充分依据；反方用事实在何时来回避制度逻辑讨论，是一种辩论策略而非理性论证。
关于五千元，正方查到真正官方依据是赣民规字2024 年2 号文件，它是定性文件而不是定额文件，出境娱乐本身与低保基本生活矛盾，不能说达到一定金额才算高消费，文件明确写出出境旅游属于高消费。
各地已经围绕就业激励、低保激励推出一系列举措，全国全面推行救助渐退机制，北京、苏州等地优化家庭收入核算规则，增设就业成本管理特殊项；制度有完善空间，不等于执行属于正常风险，取消违规者资格恰恰维护规则确定性，让所有救助对象清楚知道什么行为触发退出，降低制度不可预期性。
反方：规范性也要以事实为依据，没有事实依据凭空判断就是人治，偏离法治基本逻辑，打破个案语境就该去讨论所有制度最终是否都会消亡，问题重点被带偏。从制度上说，直接取消应当先经过动态核查，核查家庭真实经济状况，这是制度流程，不是逃避；渐退和取消是两件事，我方支持渐退，渐退符合行政法比例原则、损害最小。
高消费行为和高额消费是两码事，文件第十八条说可以被认定为高消费行为，最后导向的是动态审核而不是直接取消，这是if 和else 的条件判断，只有审核结果明显超出范围才取消，这个条件是否满足对方没有完成举证责任。
高额消费是广义判断，港澳通行证只要四十块，卧铺从家到深圳只要一百块，加起来两百，去香港可以花八百也可以花八千，不能只要去了香港就认定高消费。
官方通报也说，女孩是攒了大半年打工钱才凑出去香港的费用，攒半年钱加上家庭低保钱才看一场演唱会，说明她并不是真赚到那么多钱，经济状况明显不好，对方也没有举证她之前经济状况已经超标。最后追问：低保到底是名额制还是应保尽保？
社会救助法开篇原则就是应保尽保，保留这一户家庭的低保，真的会让全国任何一户重病重残家庭少领一分钱吗？真正被挤占的具体的人请举一个例子，举不出来，挤占从头到尾就是情绪词而不是事实。
正方再回应：出发前帮扶工作人员和家人已经反复劝阻，明确告知出境高消费会触发低保动态复核，女孩仍坚持前往，行为和当地法律规定无可辩驳地说明这就是高消费行为。
制度刚性在于违规之后有后果的确定性，反方主张的温和手段在实践中是对规则的无视；如果这件事属实，民政部门取消低保于法有据，比例原则讨论的是执行方式和程序，而不是该不该取消，制度已经做了书面告知，并提供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渠道。
七、总结陈词
反方四辩先总结：对方论述核心无非制度刚性、公共资源公平、需求边界，但始终回避最关键的问题，制度究竟是服务人，还是人为制度服务，低保制度究竟是为了管理人还是保障人。我方坚定认为不应因女孩一次性消费取消全家低保资格。救助制度本意是引导困难群众就业脱困、奋斗，反而要承担失去保障的风险，恰恰背离制度设立初衷。
这件事折射出现行低保制度的现实困境：政策划定了生存保障底线，却尚未理清困难群体自主消费的边界在哪里，困难群体是否应该有个人自由消费的额度？
当今社会始终存在一种固化认知，一旦接受社会救助就不应该有其他非生存层面的开销，但救助对象同样是鲜活个体，社会救助制度能不能在筑牢生存底线的同时，为个体尊严与选择保留相应空间？
时代向前，人们对生活的理解也在迭代，评判消费是否合理不能拿旧标尺刻舟求剑，社会救助不等于只要求人勉强存活，更要保障人有尊严生活的权利。处置应当分层，家庭确实有困难就保留保障同时教育引导，条件确实好转就启动渐退机制，给一个缓冲期，缓冲带本身说明立法者希望给困难家庭留一条缓冲带。
今天讨论的不是抽象案例，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每月靠低保金生活的家庭，公共政策每个字背后都是具体的人和事。我们支持核查、支持依法依规处置、支持制度刚性，但坚决反对案件程序未走完、家庭经济状况未查清之前就急忙取消一个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不是公正而是冷漠，不是制度自信而是制度懒政。
一个文明社会不在于看它怎么对待强者，而在于看它怎么对待最困难的人群；制度的尊严不在于多么严厉，而在于多么有温度。
正方四辩总结：对方讲如何建立更好制度是转移话题，我们是在现行制度下讨论应不应该取消现行制度写明的应当停止救助，觉得制度要改是后面再讨论的事。核查是程序不是结论，流程走完不符合条件就应当退出，我们从来不反对动态核查，反对的是把核查当作挡箭牌，核查是流程，取消是结果。
对方说渐退不等于取消，再问一句：如果家庭经济情况仍然超出标准，低保金应该恢复吗？不恢复，那渐退的终点是不是停发，停发是不是就是取消资格？所以渐退不是取消的替代，而是取消的过渡方式，承认经济超出应该渐退，其实就是承认不能继续按原标准。
对方也承认高消费和高额消费是两码事，正因如此江西省规定才不设金额，文件写明凡是出境或出国旅游就属于高消费原则，我们看消费性质而不是消费金额。
从公共经济学角度，社会救助基金是有限的，每一分钱都来自公共财政，把钱给了不需要的人，就意味着真正需要的人少一份保障。
低保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动态监测预警系统是制度化的信息风险甄别机制，《社会救助法》第十条明确要求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实现精准识别，取消资格本质是降低公共资源被滥用风险、提升救助资源配置效率。
动态调整本来就适配家庭经济变化，被取消后经济回落、重新符合认定标准，还可以通过程序重新申请纳入，这是制度理性，不是惩罚。
八、老师的点评
辩论效果：设计这个题目本身两边都有理，如果本来一边倒、只有一边站得住脚，就没有辩论意义。看两组辩论效果，关键看影响了多少人的观点、改变了多少人的观点，现场几乎没有同学因为辩论改变原来的认知。
辩论技巧上的问题。第一，准备时不能只想自己怎么攻，还要站在对方角度猜对方会怎么攻、自己怎么防，正方主要想怎么攻，没想到对方会拿审查流程来反驳。第二，攻辩环节要把问题设计成逼对方只能用是或否回答，限定对方、节约自己的时间，不要一次把三个问题一口气念完，那样显得没有气势，也达不到攻的目的。
第三，自由辩论不要大段陈述，陈述放在一辩和四辩，自由辩论关键是抓对方漏洞，一语点醒梦中人，让观众一听就觉得刚才被带偏了，这样既省时间又有威力。
定义权很重要，一定要抢抓定义权，用一句话把命题钉死。今天的命题是：在现有制度下面，按照依法办事的原则，这个女生家的低保应不应该被取消，而不是讨论这个制度今后怎么改革。制度可能有不合理之处，那是下一步改革，即使改革了，新制度也不溯及既往，也用不到这个女生身上。
按当地现行制度，出境行为已经被明文列举为高消费，不需要去调查具体花了两百、两千还是两万；质疑制度是下一步改革的事。正方没有抓住这一点，被反方带着走，反方可以煽动观众同情心，制造代入感：一个女生辛辛苦苦打大半年工，好不容易攒点钱追求一点小小的娱乐，你们就要取消全家低保，这样人道吗？
正方漏掉的大漏洞：女孩十六岁在读中专，不是劳动力，连劳动合同都签不了。民法上十八周岁以上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十六周岁以上以自己劳动所得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才算；她跟父母住在一起，自己没有生活来源，显然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所以她不管打工挣了多少钱，都不能算作家庭正常的常规性收入，正方说她能挣钱说明家庭持续高于低保标准，这个论点立不住。
反方也有没展开的点：正当理由是但书条款、是例外，需要被告一方自己举证。比如文件不许住星级酒店，但如果酒店搞免费抽奖，我一下抽到免费住，这就要举证证明自己没花钱、有适当理由；举不出证，已经明文列入高消费的行为就自动触发。
九、老师延伸的现实案例与个人立场
认知层面：一个人一旦选定某种立场，并且为这个立场付出了成本，比如准备的辛苦、现场的攻防，就会更加相信这个立场，甚至誓死捍卫既定立场，哪怕出现新的客观证据证明先前立场错了，也不再改，这就是人性。
这门课搞辩论赛，就是希望大家跳出这种普遍人性，尽管觉得自己立场特别对、有无数证据证明，仍然要对自己立场打一个问号，以开放心态接受别人也许是对的，也许会有新证据证明自己错；能够承认自己可能错、看到别人可能对，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不要以为上过大学认知水平就一定高，有些理工科高学历者极其偏狭自负，只要涉及自己专业就完全听不进别人观点，带着这种偏狭惯性介入社会生活，是社会的负面因素。
身边真实案例：一位西藏同学的大姨夫妇快七十岁，孩子不在身边，没有工作收入，田基本荒着，老人爬不了山挖冬虫夏草，一直吃低保；因为存款超出低保线一千块钱被取消。通知只有汉语没有藏语，按当地立法公文应当双语。村里有不成文规定，可以把钱存到其他人名下钻空子，但两位老人不相信别人，没有这样做，低保就被取消了。
同类新闻：拿助学金的学生每天喝咖啡被同学举报，说咖啡属于高消费，应该取消贫困补助；有些大学助学金规定不许抽烟，抽烟就不允许申报。工地收入很低的建筑工人大多数都抽便宜烟，穷人连抽烟的权利都没有吗？老师本科时，班里一个河南农村孤儿同学，因为从小在环境里养成抽劣质烟的习惯，被举报抽烟取消了助学金。
讨论规则本身的合理性：穷人也应该有尊严，有一定限度的自由，当然不能为所欲为；享受政府财政保障，钱来自其他纳税人，自由应当受到一定缩减，但缩减的份额和程度还可以讨论。有国家在社会保障里划定一个个人自由支配额度，这部分钱可以自由支配。
铁凝的小说《哦，香雪》：香雪用四十个鸡蛋换一个自动铅笔盒。文章结语说，我们失去的是对贫穷者作为完整的人的理解，贫穷只意味着资源不足，不应该意味着欲望不足；一个好社会，不是教导贫穷者更加体面地忍受贫困，而是让人即便暂时处于贫困状态，也有权利向往火车经过的方向，相信山外面的东西自己也可以想要。
社会上有一种偏见，教导穷人无欲无求、过想象中朴实的生活，这是不对的，好社会应当让每个人都有争取幸福生活的机会，资源不足需要帮助时，社会给一个托底。
同类案例：低保家庭孩子有音乐天赋，送他学乐器被邻居举报，说吃低保的孩子应该有空就去搬砖、洗
盘子，凭什么学艺术；一个残疾家庭的高考女孩想读临床医学，被网暴，说家里这么穷、父母残疾，应该学计算机四年进大厂挣高薪，学临床要十年，说她不知道感恩。
人特别喜欢用自己的想象和价值观笼罩别人、强加于人，制度设计应该允许穷人对生活有更多想象和多样化。
讨论中有同学提出改进思路，类似失业保险那样给一个托底，找到工作之后再给三到六个月托底，逐渐抽离，让受助者适应正常工作状态，再把低保资源转移给更需要的人。
还有同学指出，网民讨论偏离了应判断的问题：应该判断这个女孩家庭的困难是否真实存在，而不是拓宽成低保家庭的生活是不是应该过我们想象中那种朴实、无欲无求的生活。
老师说明，反对低保制度不等于不同情穷人。老师从根本上反对低保这种制度本身，不只是这件事的执行问题。低保制度其实是鼓励穷人懒、不要去挣钱，穷人自己辛苦挣了钱，超过低保限度就得不到低保，相当于对穷人的劳动进行罚款：挣一百块钱等于失去一千块钱低保，等于挣一百块被罚款九百。
有钱人挣钱可以变富，穷人挣了钱反而被政府罚款，这个问题低保制度绕不开。要帮穷人，有没有更好的制度？西方国家用食品券制度解决：不给货币而给实物补助，比如食物、牛奶、面包、校服，避免家里酗酒的父亲把钱拿去买酒，孩子的牛奶面包校服还是没得买；实物流动性差，没法轻易换成酒，这样才能保障基本生活。
可以思考我国是否引入实体保障，比如对低保家庭给免费或打折医疗，按未成年子女配给食品，给孩子上学的补助，给予实体食物或服务的支付，而不是货币支付，这个问题可以写进结课小论文。
回想：正反双方各自的核心论据是什么？比例原则讲哪三点？渐退和取消为什么是过渡关系而不是替代？老师说正方漏掉的十六岁漏洞是什么？为什么说立场一旦付出成本就会固化？老师为什么说低保相当于罚款穷人劳动，食品券好在哪里？
第三讲价格、激励与公共经济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
一、开场
上次小组作业课堂辩论，言论帖辩题日期不变，十月二十七号下午七八节，两个小组已经确定辩题在积极准备。回到第二章，公共经济学跟经济学研究主题一致，研究假设和方法一致，因为公共经济学本来就是经济学大类的分支。用索维尔《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一到三章，提炼三个核心概念检验是不是真懂经济学：稀缺、价格、激励。
上次已经讲过稀缺，停在价格和价值的关系，这次继续。
二、价格、成本与价格管制
很多人认为，商品成本一块钱却卖十块就是奸商，普罗大众朴素认知认为这不合理，要求政府打击奸商；或者某商品日常价格平民化，一发生灾难事件、逢年过节就涨价，大家又呼吁政府管制。新闻里天天充斥这种呼吁。
例子一，春节期间蔬菜通常涨价，大家骂奸商趁过节大家要买点好吃的就涨价，新闻联播每到春节都有专题报道，说各地菜价食品价格平稳、没有上涨，保证全国人民过欢乐祥和的春节，欢乐祥和建立在不许涨价的基础上，听起来非常正义。
例子二，研究生入学考试全国统考，每年就那一天两天，大学周边宾馆被订满，日常两百一晚的房价炒到一千二还订不上，于是有人呼吁政府管，政府真管了，因为政府为人民服务，人民有需求政府就管。
例子三，郑州暴雨导致全城内涝，很多人堵在路上回不了家，只能住周边宾馆，被水淹的周边宾馆价格暴涨，大家呼吁管制，政府真管制，打击趁灾打劫的奸商，让他们把涨价多收的钱退出来，老百姓拍手称快。
各位赞同这种价格管制吗？大家的逻辑是，你的成本就那么点，考试期间那两天成本不可能比平常上升，平常也这个成本，平常卖两百，考试期间为什么卖两千，这不是奸商是什么，属于暴利，应由政府管制。学了经济学还要认为这种管制正当、代表公平正义吗？
价格跟成本真的有关吗，价格由成本决定吗？如果认为价格由成本决定，其实你说的是价值，是马克思的客观价值论：价值由一定时点、一定时间段平均普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的；价格由供需决定，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不能长期偏离。
他说的其实是成本，价值跟成本相当，是客观概念，长期内会变，短期内今天明天不会变。赞成不让奸商涨价、政府管制涨价的理念，基本都认同客观价值论，但客观价值论对很多市场现象解释能力相当有限。
月饼例子：刚过去的中秋节，节前半个月月饼开始热销，直到中秋当天之前一盒精装月饼可能卖到三百块；过了中秋当天晚上，第二天再到商场看，完全一模一样的商品，注意月饼并没有过期，使用价值一点问题都没有，可能打一折，以前卖三百的现在卖三十都不一定卖得出去。请问这一晚上发生了什么不可言状的事吗？
没有，为什么价值发生这样的变化？显然不是价值变了，是价格变了，有没有一个客观价值需要打个问号。
经济学发展史，刚开始包括亚当·斯密作为西方经济学鼻祖也赞同客观价值论，后来发展成更流行的主观价值论。主观价值论认为，一件商品的价值不是由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投入成本决定的，本质
上成本也是变化的，成本也是供需决定的；价值和价格是同一个概念，都由供需决定。更赞同哪种价值论可以自己思考，老师不下定论。
价格管制介绍一本书，1979 年首版，两位经济学家写的《四十个世纪的工资与价格控制》，书里举大量古代社会、历朝历代政府管制市面价格的例子。这些管制最后有没有达到政府想要的目标？没有，尽管当权者发心好，想让老百姓消费得起平价商品，实际带来的却是短缺。
蒜苗例子：春节期间大蒜抽出来的苔，有的地方叫蒜苔，有的地方叫蒜苗，有一年炒到三十块钱一斤，平常五块，大家骂奸商掐准老百姓过年要吃，川渝一带过年要吃蒜苗炒腊肉这道经典菜，卖再贵也买。如果政府真进行价格管制，不让涨价，只许五块卖，会带来什么效果？没人卖了。
春节期间本来劳工成本、运输成本都上涨，法定假日很多农民工回乡，给再高工资也不干活，留下的要三倍工资，运输成本也提高；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供需关系：很多店春节打烊不开，供给减少，而过年必须吃蒜苗的需求增加，需求上升供给下降，却不让涨价，它就不卖了。
常识和直觉都认为政府管制价格是好事、说明政府在作为，然而这个结论完全经不起经济学分析，哪怕学过一学期经济学就知道，价格管制完全达不到政府和老百姓的初衷。
三、第三个概念：激励
很多人认为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传统教科书也这样说，然而这是错误的。讲资源分配时，心里想的是资源固定、大饼已经确定，怎么计算分给更多人满意；但饼不是固定的，激励机制到位饼会长大，激励机制错误饼会缩小，这压根不是分饼问题，而是做饼问题。
激励不相容的冷笑话：张三抢劫很顺手，被警察抓住，钱不会放在自己身上，藏在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隐蔽地方。警察审张三，但张说方言，警察完全听不懂，就找了一个翻译，拔出枪对准张三脑袋，对翻译说，告诉他如果不交代藏钱地方，马上开枪打死他。翻译如实转告，张三怕死，用方言告诉翻译，钱藏在第三个桥墩下面。
你们猜翻译转头怎么对警察翻译？翻译说张三说打死也不说，警察把张三打死，以为这笔钱再也找不着，事实上翻译可以去拿到钱。这是冷笑话，但里面有经济学道理，叫激励不相容。
警察委托翻译做信息交换，翻译、警察、小偷三方利益都不一致，警察跟翻译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被委托人利益和委托人利益不一致，就会出现欺骗，翻译欺骗警察谋取巨大利益。
每个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指导行为，委托别人做事时一定要考虑对方利益和自己是否一致，制度设计、激励机制设计一定要让他的利益跟你一致，才能如愿，否则不可能如愿。激励不相容原理由两位经济学家共同提出，因此获得199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学经济学重点不是关注分蛋糕分配，而是关注怎么激励大家把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公共管理里就是更好履行管理职责，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两者利益高度捆绑。笑话里警察想达到目的应该怎么做？
找翻译时就告诉他，帮我把钱找到给你一大笔优厚酬劳，反过来敢骗我，枪子儿可不认人，这叫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还可以找两个、三个翻译，在不同房间各自翻译，把三份内容拿来对比，一旦不一致就知道有人说谎，很容易露馅。翻译权衡之后，决定还是说实话比较好。
人还是一样的人，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会算计、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关键是你得设计对他有正确激励作用的激励机制。
现实生活例子一：陕西咸阳为创建卫生城市想了妙招，让市民上街捡烟头，每捡到一个交给政府指定部门得五分钱。政策一出市民反应踊跃，光一个烟头回收点一个月就回收一千二百万颗烟头，捡不完越捡越多，政府拿财政奖励，一个烟头不多但数量大，永远讲不完，政策出台一个月后政府只好叫停，原因大家想得到，有人自己丢烟头再捡。
例子二，山西一个煤老板，三十一亿身家，涉案被通缉，悬赏金额五百元，不是五百万。网民热议，公安究竟要抓还是不抓，五百元悬赏抓三十亿身家的煤老板，难道不是通知他赶快躲起来。例子三，深圳引才政策，获得国家级人才帽子称号、正高级专家等到深圳落户就给奖励，结果马化腾也得到每月三千人才房补。
不能说他不该享受，公共政策一视同仁，但这笔奖励对马化腾还不够塞牙缝，网民评论还不如给乞丐，都是激励没有达到政策设计目标的例子。
四、三个概念的逻辑关系
三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资源总是稀缺的，所以需要用有效率的方式配置，注意是配置不是分配，资源稀缺，要把资源放在有效率的地方；价格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价格之所以能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原因在于它能提供最有效的激励。一句话讲清楚。
五、补充案例：茅于轼的廉租房政策建议
茅于轼先生提出过好多公共经济政策，比如大学学费应该涨、现在学费太低，当时很多大学生骂他；这次讲另一个争议很大的建议：政府给穷人提供的廉租房不应该建每户专用的私人厕所，可以设计成像学生宿舍一样，一层楼两头各设公共厕所，厕设施完好，但不要每家每户都有专用厕所。
建议一出来肯定被人骂死，网上甚至有左派人士把以茅于轼为代表的右派经济学家列入追杀名单，他赫然在列，说他站在富人角度，穷人因为穷连上厕所都不配。这是偷换概念，政策没有说不给穷人厕所，而是说给穷人的廉租房不要有专门私人厕所，跟不给穷人上厕所完全是两个概念。
辩论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技巧；老师本人不喜欢辩论，《道德经》讲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如果仅仅把赢作为目的，就会用到大量辩论技巧，追求真理、把事情说清楚的初衷就顾不上了。
茅于轼自辩：都说我站在资本家一边、是资本家走狗，其实我貌似在为富人说话，却是在为穷人办事。
理由很简单，廉租房是救济房，住救济房的人就应该迁就一点标准，比普通商品房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真正穷人住得进去。
如果政府建的救济性质廉租房住在里面很舒适，建筑水平跟普通商品房一模一样，价格却比商品房便宜得多，比如商品房一万一平米，廉租房只要五百，中间就有巨大的套利空间，真正穷人拿不到套利机会，机会会落进权贵人士手里。
现实案例：老师到某县参加电视问政，有个案例，县纪委晚上突击检查某个廉租房小区，院子里停的都是私家车，还有不少豪车；纪委工作人员敲门查身份证、查是不是户主，一查当然不是，解释是我是户主亲戚、朋友，户主不在家我替他看一下房，房子没毛病吧？穷人也可能出差，总不能说穷人不配有亲戚。人人都知道，却很难核实。
问题是怎么解决廉租房最后被权贵霸占、真正穷人住不进去。
很多人想到纪委检查、核查，但如果作弊的人本身就是纪委书记呢？纪委书记就不腐败吗？不然为什么那么多纪委书记被中纪委查。用人监督人，永远解决不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
茅于轼想到的是找激励点，从激励点上解决：现在激励点就是巨大套利空间，不让它有套利空间就得了；没有套利空间，权贵想作弊也懒得做，因为不划算，套利空间很小就不会滥用公权力。
这样做有两个明显好处：第一，富人瞧不上这样的房子，不会来抢占；第二，穷人住进去时真的是穷人，跟低保资格一样是动态的，收入超出廉租房要求的水平就应该搬出来，住进去时签了协议，但执行困难，人家拖家带口住进去，民政部门通过监控发现孩子长大就业、人均收入超过标准，请一个月内搬出来，基层工作人员敢上门通知吗？
不骂死你才怪，很容易激发干群矛盾。停低保很简单，政府直接不往银行卡打钱就行；勒令一个月内搬家几乎不可能，所以要激励他自己想搬出来：住在里面特别不爽，家里有钱了租得起买得起带户内厕所的房，自动就搬出来，廉租房才能真正周转起来。
压低质量要在满足国家安全标准前提下：降低层高，商品房一般三米甚至两米九，廉租房建两米七；窗户变小；不建户内厕所。让这套房子品质和市场自由出售的商品房有明显区别，定价自然不同，套利空间很小，权贵冒着被纪委查到的政治风险赚小钱不划算。
政策符合经济学原理，但基本没人喜欢，也没有地方政府采纳，因为显得不保护穷人，政治上容易犯错误，这是政策的政治成本，甚至有人上升到人权，而真正侵犯人权的地方反而没人说。
故事原型：清朝乾隆年间中原爆发大规模饥荒，皇帝带纪晓岚、和珅微服私访，看地方官有没有好好救灾，发现地方官支了粥棚煮粥，灾民排队等着喝粥。和珅挤到前面看一眼，从地上抓一把沙子丢进粥锅。旁人看到就跟皇帝说，这家伙多坏，见不得穷人喝一口热粥。
和珅回答，正因为我往里头撒了一把沙子，穷人才喝得着；如果把这锅粥改善提高品质，煮成海鲜粥
，穷人就喝不着了，都被官员喝了。同样道理，降低救济品品质，使它和市场价格之间有明显区分，人为制造的巨大谋利空间就不会把权贵引进来。
六、公共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
两者关系很明显。第一，活动主体一致，公共经济学活动主体主要是政府、公共部门，政治学也一样。第二，活动方式一致，公共部门配置资源往往用投票、政治方式、游说等方式。
经济学上的左右和政治学上的左右不是一对一对应，中文语境容易搅在一起搞错。经济学上市场派又叫右派、自由派；主张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主要作用的政府派叫左派，也叫保守派。政治学上左派是自由派，右派是保守派，正好错位，大家结合政治学学习自己厘清。
张维迎和林毅夫是北大国发院同事，中国第一层级的经济学家，发生过两次激烈的产业政策之争，辩论很长，网上自己搜，课堂不播放。林毅夫是典型左派、政府派，认为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必须大力引进产业政策，美国、欧洲、日本都有产业政策，靠产业政策获得经济先机。
张维迎是市场派，老师在经济学角度也属右派、自由派，举出大量历史案例证明所有产业政策最终都失败。只要选定立场，为了证明立场，一定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双方都不是编的。看似经济观点之争，背后很可能是政治观点之争：讲产业政策是希望政府发挥更大作用，政府官员更喜欢；主张政府少管、放权，官员不喜欢。
林毅夫曾任中国政府派到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中国是会费交得最多的国家之一，会费多就有话语权，派重要干部时可以派，他代表中国政府立场；主张政府少管的人官员不喜欢，不会派去。
个人生活史：林毅夫是中国台湾人，在金门服兵役时抱一个篮球游过台湾海峡，从厦门登陆，弃暗投明，大陆把他送进北京大学学习，毕业后又送到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博士；他至今不能回老家，回去会按当地法律以叛国罪判刑。
张维迎当过知青上山下乡，当年搞知青下乡不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思路跟今天三支一扶大同小异，是为缓解青年人就业难题：中学毕业留在城市的无业青年是巨大不稳定因素，城市安置不了就送到农村，农业对劳动力是无限吸纳能力，一块地一个人能种，一百个人也能种，跟工业不同。
七、价格管制的另一案例：纽约房租管制
纽约是美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全球流浪汉最多的城市，租房困难、房租很高，纽约市于是实施很严格的房租管制政策，初衷当然是帮助穷人。
管制的内容不止价格一项：房租不能高于穷人付得起的价格；出租房的质量也被管制，即使租户不交房租、不交水电费，房东也不得停水、停电、停暖气，房屋还得维修维护；签了合同之后，对方再穷、交
不起房租，也不能用暴力把他赶走。每一条听起来都是为了穷人好，最终结果却是穷人更难租到房子。
从激励想，假如你是房东，本来愿意按市场价格出租，需求也很旺盛，但政府严厉执行管制，你就不敢轻易出租。真要出租时，得先让租户来面试，挨个审核在职证明、银行存款证明，到派出所开良好公民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雇主和学校还要出具品行证明，房东非常小心地挑租户，只为避免后续无穷无尽的麻烦。
这不是编的，欧洲比美国更严重，老师亲身经历过孩子在欧洲租房，一个房子大约二十个租户排队，房东排班面试，必须寄在职证明和存款证明。
结果分两头。存量房：房东宁愿空置也不租给不达标、品行有问题的穷人，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住进来就赶不走。增量房：本来准备盖低廉房子出租给穷人的投资人，发现给穷人的房子受价格管制、给富人的房子不受管制，干脆只建富人区的高档公寓，供给急剧下降。
政策初衷对穷人友好，结果并没有真的帮到穷人，所以千万不要看政策初衷是什么，要看政策的结果是什么；大多数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政策都很社会主义、对穷人友好，但初衷好不等于结果好。
八、免费医疗：从需要和需求说起
医疗领域普遍呼吁免费医疗、让政府全包，论证逻辑是生命权、健康权是基本人权，还拿资本主义国家免费医疗做例子。真实例子：老师家孩子在欧洲读书，同学得了急性阑尾炎，当地医院排队要排到三个月之后，三个月急性阑尾炎根本熬不过去，只能买机票回中国，当天进医院当天手术。
免费只是免了货币成本，货币成本没有了，就换成时间成本，所有人平等排队，真正的富人要么坐飞机去国外看病，要么去私立医院。
免费医疗的鼻祖是英国NHS 国民医疗服务体系，1948 年二战之后建立，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专门把它拿出来展示，英国人自认为这是全世界首创、最好的医疗福利。创始人不是不懂经济学，他当初算过账：英国一共多少人、每年大概生多少病、每人每年大概花多少钱，算下来财政够，才推出这项制度。他犯了三个致命错误。
第一，以为疾病数量有限，按1948 年人类会生的病、发病率、每个病花多少钱都能算出来；实际上疾病数量是无限的，几十年前一个人郁郁寡欢只会被劝开朗一点、想不开，今天就被认定为心理疾病，要占用医疗资源，疾病的定义一直在变。第二，以为治疗疾病的方法和花费有限，实际上层出不穷的更高级治疗方案越来越花钱，感冒的疗法都不断升级。
第三，以为医疗资源的稀缺性可以被消灭，以为经济发展、多建医院、多培养医生，供给就会无限增长，最后医疗不再稀缺。
稀缺是经济学前提，资源天然稀缺，消灭稀缺就要消灭经济学。稀缺资源不外乎几种配置方式：价高者得、排队先来先得、摇号按运气、按身份分配，甚至还有人提出考试分配，学霸就会主张按考分高低看病。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每个人站在自己有利的立场，自己擅长什么就主张按什么要素分配；穷人普遍倾向时间分配，因为时间对富人和穷人每天都是二十四小时，流失了就不补。
首先要区分需要和需求这对经济学概念。需求是有购买能力、有支付意愿支撑的需要，只是我渴望得到但没有购买能力，这个叫需要。需要是无穷的，不花钱我可以需要一百双鞋，尽管只有两只脚；引入价格约束之后，我表达出来的才是需求，三双鞋就够了，省下的钱可以买书。
鼓吹免费医疗的人只讲需要不讲需求，这是最重要的错误，原因是他们总把医疗放在生死抉择那个时点上看；真正到了生死关头，老师同意不引入价格机制，那是救死扶伤、人道主义，是医生天职。但绝大多数医疗服务并不是生死抉择的关头，大量慢性病不吃药不会马上死，这种时候就应该讲需求、引入价格，否则需要无限上涨。
免费之后，以前可看可不看的病都要去看，退休没事干的老人一早把门诊号全部拿完，真正上班上学的年轻人永远挂不上号，需求端暴涨；供给端急剧下降，医院挣不到钱，医生培养成本很高，临床医学五年制、八年制，毕业还要规培三年，学得辛苦又赚不到钱，一流医生流失到开得起高薪的私人医院、民办医院。
老师今年去重庆招生，临床医学五年制已经招不到学生，华科同济医学院王牌的临床八年制分数线断崖式下滑。
网上抱怨中国看病难看病贵，是因为没出过国，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最不贵的就是中国，至少像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拔牙不用预约当天就能做；发达国家没有保险的项目贵得超乎想象，而雇主买的保险本身就是自己的收入，羊毛出在羊身上。全民对医疗制度满意是一个抗解问题，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解决了。
为什么吃饭比医疗更关系人命、更基础，逻辑上医疗关乎生命就该免费，吃饭也应该免费，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吃饭免费，中国人民公社食堂那种免费大锅饭也搞不下去，说重要就该免费在逻辑上说不通。
用排队方式配置稀缺资源，比价高者得更没有效率：病人排队的时间成本并没有转换为医院和医生的收入，这本身就是资源浪费。除此之外还有四个间接效果。第一，每位病人得到的医生关注变少。第二，提供给每个病人的服务项目变少，医院干脆砍掉除急诊以外的项目省成本。第三，医生可以挑选病人，带来歧视，优待自己人、认识的人。
第四，带来黑市和非法协议，病人塞红包，不塞红包排不上，公平不靠规则而靠权力交易。
决策者是政客，政客考虑的是政治上的成本和政治收益，不是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常见病人人都会得、影响面广，政府舍得花钱处置，病人满意就会投票；罕见病、真正昂贵的大病人数少，政府反而舍不得花钱。英国救护车被当成免费出租车，人人都能感受到政府的好、愿意投票，可是拉到医院之后真正的急救设施却很少，出现典型资源错配。
引用恩格斯的话：每个人的意志都会受到其他人的干扰，最后出现的可能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的事情。经济学关注最终会发生什么结果，而不是人们的动机出发点意向有多好，动机再好，意向再完美，也要看最终结果。
九、公共经济学与伦理学、道德哲学的关系
很多经济学家本身就是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除了《国富论》，主要著作还有《道德情操论》，马克思、恩格斯、阿罗、布坎南、弗里德曼、西蒙都分析过道德伦理问题。国内代表人物茅于轼写过《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公共经济学跟伦理学关系紧密。
自然经济的道德观：社会整体生产力低下、自给自足、物资匮乏，所以自然而然形成一套约束个人自利行为的道德规范，反对个人利益，鼓吹牺牲奉献，因为需要人团结协作、追求整个族群的利益。
这种道德观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到了商品经济时代生产极大丰富，商品靠交换、靠市场，市场必须承认自利动机的正当性，继续固守早期反对个人利益的道德观，它起到的就是制约而不是促进作用。
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道德观念必须相应调整，承认追求自身利益是正当的、合乎道德的，这是一个重大转折；中国历史文化越悠久，观念转折越困难，还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私欲膨胀、完全不讲公德。
由此区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教堂代表宗教信仰和道德约束：有信仰的人从自然经济进入商品经济，虽然商品经济鼓励自利，还有宗教信仰约束，不至于走得过分极端、连公德都不讲；中国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一旦鼓吹个人利益，就有可能走向极端，这是茅于轼在书中表达的观察。
李汝珍《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一个人出海游历各个岛国，大人国、小人国等等，其中君子国的人民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所有交往都站在对方利益角度考虑。双方都让利叫君子，双方都争利叫小人，然而市场经济当中只有双方都争利才能达成均衡，双方都让利无法达成均衡。
设想你去买鞋问老板怎么卖，老板说一百块一双，你说你这人这么好、鞋这么好，怎么能只卖一百，应该卖两百；老板说你是远道贵客，五十块拿去；你说不行必须给三百，老板说最多给十块，这样的讨价还价永远达不成均衡。
君子国也必然转变成小人国：只要外面来一个小人，一看本地人都好傻、全是君子，就把君子的利益抹
干吃净，小人繁殖力越来越强，最后君子国变成小人国。
从经济学和行为后果看，人的行为不外乎四种，道德评价如下。第一种利人利己，利人又利己，显然是道德的行为，也是经济学认为最道德的行为，市场上所有自由交易都是利人又利己的；自利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每个人参与市场经济就是为了自利，这是最值得提倡的善行。
第二种损人利己，损害别人有利于自己，一般认为不道德，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不进行道德评价，比如紧急避险、正当防卫，不是说它变成道德行为，而是不对它作道德评价。
第三种损人损己，又叫损人不利己，既不道德又愚蠢，经济学最讨厌这种人；有一种说法，那些损人损己的坏人本质上不是坏而是蠢，他想损害别人，实际上也损害了自己，说明他不会计算，很多坏人本质是蠢而不是坏。
第四种利人损己，对别人有利对自己有害，也就是雷锋式的牺牲行为，茅于轼认为这是典型道德行为，但有一个但书：它在逻辑上不成立，不能作为人的行为原则推广，更不能立成社会制度性原则，否则就是君子国。怎么看待这种牺牲自己救助别人的行为？要看发生当时双方当事人地位是否对称。
地位不对称，自己处于优势、对方处于弱势，危机当中一定程度牺牲自己利益救助对方，既行得通也必要，应该树为模范；地位完全对称，比如市场买卖，买方有买方的利益和信息优势，卖方有卖方的利益和信息优势，这时就应该双方都出于自利讨价还价，达成都能接受的均衡价格，卖方非要低于成本把商品卖给买方、卖得越多亏得越多，
还被政府塑造成道德模范，价值导向就是错的，逻辑上也不成立。
这个逻辑在公共经济学里的意义，就是怎么评价企业家。很多人用企业家捐了多少钱、商品价格定得便不便宜来评价他的善恶好坏，这些都是错误的。
在市场经济当中，企业不占有行政垄断地位、靠正常自由交易，就应该用企业赚了多少利润来评价：利润越高，向国家交的税越高；利润越高，说明为客户提供的服务越好，否则怎么赚得到钱，这样的企业家就应该是好人。
评价企业家主要看两条，有没有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有没有照章纳税；达到这两条就完成了对社会的责任，额外做慈善是加分项，不是硬性要求。
回想：价格到底由成本决定还是由供需决定，月饼例子怎么说明？价格管制为什么反而造成短缺？激励为什么不是分饼而是做饼？委托代理利益不一致为什么要胡萝卜加大棒加交叉验证？茅于轼廉租房靠什么消灭套利空间，谁来监督监督者为什么无解？经济学左右和政治学左右为什么错位？
免费医疗错在哪三个前提，排队配置除了等待本身无效率还有哪四个间接效果？四种行为怎么评价，企业家按什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