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课笔记
这节课一开始老师讲了课程相关的安排。
关于辩论赛的赛制，老师推荐使用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赛制，因为这是中国学生从小看到大的，比较熟悉。当然如果喜欢用别的赛制也可以。把赛制搞清楚之后，可以直接让AI 比如DeepSeek 根据赛制通过编程制作控时器。控时器还可以加上报时功能，每一方时长剩30 秒的时候有倒计时的嘟嘟声，说话的人就知道只剩30 秒了，时间到的时候有长音警示。
时长可以根据两个小组自己讨论决定，比如一辩二辩三辩四辩各两分半或一分半，自由辩论四分钟，也可以把时长拉长，告诉DeepSeek 每一遍的时长是多少就行。现场表现的时候用自己做的控时器，老师就不提供了，以往那个太复杂没有必要，现在可以自己编一个。
然后是结课小作文的选题。老师会随时更新关于选题的内容。最终结课是要交小作文。以前经常有同学说不知道做什么选题，甚至有的年级同学会到网上去抄，所以从这个年级开始由老师提供一些供选择的参考选题，当然如果有更好的选题也可以自己操作。
老师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学了经济学不是用来写论文的，经济学的知识是要体现在经济学这门课改变了你的思维方式，你变成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看世界，来看人类社会的互动，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看到的会不一样，就可以用来解释很多公共经济问题。
老师列举了几个参考选题：
第一个是啄木鸟预约维修平台的问题，这是老师亲自遇到的。老师父母在重庆，七十多岁，家里热水器坏了长达数年，冬天洗澡洗三分钟水就凉了，需要里面一个人洗澡、外面一个人重启，老头老太太长年累月就这样生活。老师回去后问为什么不找人修，父母说不知道怎么找。
老师在网上搜了重庆本地最大的连锁店啄木鸟，很快上门了，服务态度很好，但上门后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动辄收上千块钱，可能只是很小的零件坏了甚至压根没坏，有可能是老年人自己不会操作，总之编造很严重的问题，收上千甚至几千块，比买一个新的都贵。后来啄木鸟被中央电视台315 晚会曝光了。
这个事情可以用经济学来分析，很有现实意义。
第二个是新宇股份的事件。新宇股份是一家大型汽车零配件公司，准备到香港上市，今年招了数百名应届毕业生，以硕士研究生居多，招的名目是管培生。
结果去了一个月，HR 纷纷把应届生叫来说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自愿到工厂里去打螺丝，本来是管理层招聘的，签的合同也是管理层，现在说业务发生变化、市场发生变化，管理层用不了那么多人了；第二个选择是自愿离职，意思是企业没有违约，所以不赔偿，企业不追究你你也不追究企业。
这件事闹得很大，中央媒体都评论了，大家一边倒批判企业，因为人人都同情毕业生。学生在庞大的企业面前显然是弱势地位。但老师让大家从经济学角度思考：如果企业在招聘时的确没有预见到或者真的难以预见到市场风险，把员工招来了，现在市场发生改变用不了那么多人，如果招聘很容易但解聘很难，最终伤害的是谁？
跳出合法与不合法，也跳出道德与不道德、道义与不道义，如果讲行政法学就直接到劳动合同法了，但从经济学视角分析，要不要一边倒骂这家企业？要不要要求国家进一步提高企业解聘员工的门槛，让企业一旦招进来就不许随意解聘，解聘会被重罚？最终对大学生、对求职者是更有利还是更不利？这是经济学，不是行政法。
第八个选题是跨越两千年的辩论：西汉的盐铁辩论，与两个著名的当代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大辩论。他们大概在十年前发生过一两次很激烈的关于产业政策的大辩论，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界最著名的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辩论之一。
两人身份都非常特殊，都是北大国发院的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做过北大的副校长还是校长助理，林毅夫做过世界银行的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两个都是超级大腕，但观点针锋相对，跟两千年前西汉盐铁论朝堂上的辩论异曲同工，甚至一脉相承。准备辩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最后结课的小作业。
第九个选题是关于《工资的真相》这本书。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你以为工资就是劳动的价格，西方经济学都讲工资是你提供的劳动在市场上值多少钱，但这本书说错了，工资根本不是这样，工资其实是靠权力来分配的。
资本家把给你多少钱包装成因为你的劳动在市场上只值这么多钱，这大错特错，事实上是资本家拿了大头，资本有操控的权力，这才是工资的真相。老师给大家命了一个题：工资的真相是真相吗？工资究竟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还是由权力决定的？
第十个选题是遗产税。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出现了相当大一批有钱人，这些有钱人往往已经到了老年，可能就要离世，他们攒起来的一大笔财产想要合法交到子孙手上，穷人就不干了。中国社会叫做四大人群对立：第一大官民对立，第二大贫富对立，第三大性别对立，第四大代际对立，就是老年人跟年轻人之间的对立。
不同社会的人群对立不一样，中国基本上宗教对立不太有，种族对立不太有，这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贫富对立是很重要的矛盾。有钱人赚了那么多钱作为遗产给儿子孙子，儿子孙子不用奋斗，对穷人不公平，于是很多人呼吁政府出台遗产税。问题是遗产税真的能够解决不平等问题吗？
可以查阅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国家在征遗产税，多少曾经征过后来又不征了，是否真的解决了不平等。比如美国有遗产税，起征点可能很高，因为起征点太低会误伤普通中产。但越是大富豪、越有钱的人，越有逃税的渠道和方法，只是逼出来各种逃税渠道，政府开征遗产税并没有真的征到多少，征税成本却很高。
美国政府征遗产税花掉的人力物力财力，征税成本比征来的税本身还要高，是亏本生意。而且这还只是明面上的亏本，还有暗处更大的亏本：如果这个国家征遗产税而隔壁国家不征，富豪可能移民到不征遗产税的国家去，事实上就把最有创造力、最能创造财富的人给逼走了。
如果认为该征遗产税，有没有很好的思路设计某种政策制度来避免这些情况？这也是可以写一篇小作文的。
老师大体先理出了十个题目，后面看到合适的还会更新，未完待续，让同学们提前去思考，不要留到最后一周才急救章写一篇或者去抄，可以在听课过程中完善自己的思路。
回到课程内容，社会经济运行图。前面讲了那么多，其实刚刚才把个人这块讲到，个人这块才接近尾声，还没有讲完。
个人经济学的研究是从个人开始讲起的，关于个人有两大假设：一个是个人是自利的，第二个是个人的行为方式是理性的。
上次课探讨了为何现代都市人不愿意结婚，这很可能是理性的选择。结婚是人生的重大决策，一定是理性选择，要考虑它带来的收益和要支付的成本。收益如果在下降，而成本在上升，这个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比如失去自由、失去接下来再做别的选择的成本，这叫机会成本。
成本在上升而收益在下降，所以现代人有可能就不愿意结婚了，这是婚姻经济学的解释。
社会学家也用经济学的思路思考这个问题，并且符合调查和观察。夫妻双方组成一个家庭，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个人合伙所组成的企业。在这个合伙企业当中，双方都要评估自己是用什么在交换，付出的和获得的对不对等，如果不对等、觉得交换价值不匹配，就会出现心理失衡，久而久之婚姻就很难维系。
关于剩女现象也可以写一篇小作文。老师曾经有个研究生发表的论文就是写剩女现象，做了很多调查，主要用到公共管理的一些理论和经济学的理论。有一种解释框架，当然只是理论之一，也完全可以不同意。
这个理论是这样说的：男女在婚姻市场上各自有自己的等级，如果把人叫做产品的话，就是优等的、中等的、劣等的，把人叫做产品听起来很不人道，也就那么一说。男性最优质的叫A，有A 男B 男C 男D 男E 男，女性也一样从高到低ABCDE。按照中国的婚恋文化，男找女一般是往下找，女找男通常是往上找，女性是上行婚，不会嫁给比自己更差的家庭，通常往上走。
所以就会出现A 男配B 女，以此类推，最后剩下的配对配不上的，男性一般是质量最差的那一部分E，女性是质量最好的那一部分A。这只是一种模型，是一种理论假设，需要通过自己的调查来印证假设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可以对它进行修正。
老师那个学生的调查认为就是这样一个模型。他在大城市相亲市场调查，比如汉口的中山公园，每个城
市都有一个中山公园，中山公园基本上都是一个相亲市场，有相亲角。他去调查发现基本上出来相亲的都是女孩，而且都是质量很高的女孩，俗称白骨精，就是白领、骨干、精英，也就是所谓的剩女。
剩下的并不是条件不好才剩下的，往往剩下的都是条件好的，在大城市里头。
男性被剩下的是谁呢？农村有的地方已经形成了光棍村这种现象，整个村的适龄男性到了婚恋年龄，再加上终身未婚的男性，形成光棍村，一般来说这种村就是收入不高、经济条件比较差的男性找不到配偶。所以这就是男性市场上的E 和女性市场上的A 没有办法配对。
大城市的优质女性即使再想结婚，也不会想要嫁到很穷的农村光棍村里去，这是不可能配得上的。老师提到早几年精准扶贫的时候，有干部到农村扶贫，居然搞出扶贫女干部嫁给村里老光棍的所谓正面典型，还塑成了标杆，老师看了之后觉得浑身不舒服，说这种宣传脑子进了水，而且进的还不是水，是开水。
一般来说是不会的，所以就会剩下，这是对剩女现象的一种解释。
当然可以有别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解释，自然而然就带入了理性经纪人这种假设。假设人是理性的，会计算利弊得失；是自利的，利弊得失一定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这不就是理性经纪人吗？所以不要再骂什么婚姻经济学、恋爱经济学了，就算不相信婚姻经济学、恋爱经济学，自己遇到婚姻恋爱问题的时候也会自动带入理性经纪人。
用经济学类似的思路还可以解释很多社会现象，老师随便举了一些例子：
面子消费。越是穷人越爱面子，越是富人反而没那么爱面子，这是真的。有人开玩笑说，去到广东，大街上看一个老头穿老头衫、花短裤、平板拖鞋，身上没有任何奢侈品，千万不要以为他是穷人、农民工，说不定他们家有50 套房子收租，就是一个收租公。
去到东北，大街上随便一个人，女的一般都穿貂皮，男的挂小拇指粗的金链子，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家好有钱，貂皮好几万、金链子上万，可能他们家所有的家底全都穿在身上了。越穷的人越爱面子，越有钱的人越不爱面子，因为不需要靠面子来证明自己。经济学怎么解释呢？
面子其实也是一种精神产品，精神产品跟物质产品的不同组合可以带来相同的效果，可以在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多一点精神少一点物质，多一点物质少一点精神。
就像微观经济学里讲的无差异曲线，每个月收入固定了，可以买多少面包和多少衣服，不会都用来买衣服也不会都用来买面包，一般要做一个组合，每一种组合带来的效用一模一样，把这些点连在一起就叫做无差异曲线。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之间也可以有这种组合，每个人看中的东西不一样，但总效用是一样的。
久病床前无孝子。民间讲这句话，用经济学怎么解释？父母刚刚生病卧床不起的时候，肯定有孝心，请假回去照顾，无微不至的关怀。一天两天没有问题，一个月两个月也能撑，一年两年呢？
八年十年呢？基本上孝心就没那么有了。甚至有一些著名人物在长辈去世后接受访谈时很悲哀也很自责，说妈妈病久了之后对她态度没有那么好，现在很自责。
这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民间早就归纳了。为什么呢？可以用边际效用递减这个法则来解释，老师不展开说了，大家都懂。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人穷志短可不可以用经济学解释？完全可以体会，当很穷的时候花钱就抠抠搜搜、很不大方，能省就省一点；很有钱的时候会显得很大方，所以人家说人穷志短。
还有一句话叫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老师前不久听到微信视频号有人讲金庸小说，讲到《射雕英雄传》里蒙古和大宋要发生战争，蒙古要来侵略大宋，谁会挺身而出保卫国家？在金庸小说里保卫国家的英雄是最底层的丐帮，那些叫花子。博主问金庸这样写的用意是什么，是历史上的史实真的如此，还是金庸借情节表达某种观点？
为什么当一个国家摇摇欲坠遭到外敌侵略的时候，不是国家的精英，比如朝堂的高官或者富豪，他们应该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受益者，为什么不是他们跳出来保卫国家，这帮人往往反而当汉奸？反而是丐帮那些叫花子保卫襄阳。不管是谁的朝廷、谁来做皇帝，叫花子都一样要饭，没人剥夺要饭的权利，有必要抛头颅洒热血吗？听起来很不理性。
要保卫的应该是有财产的人保卫自己的财产，当官的人保卫给他官位的朝廷，最不应该挺身而出的就是要饭的，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手上就一个破饭碗，讨饭一整天不一定讨得到残羹冷炙，有什么可保卫的？为什么通常仗义的都是屠狗辈，而精英、读书人、士大夫往往敌人打来第一个叛变、第一个当汉奸？是不是可以用经济学去解释？
老师在这儿不讲，让大家自己思考，觉得这也可以写一篇小论文。
讲完这么多，小结一下。针对关于理性经纪人假设的质疑，经济学家从两个方面来回应：
一是关于自利。经济学家扩大了自利的定义，把定义域给扩大了，认为任何满足人类需求的行为都是自利的行为。人类的需求不仅仅是物质需求，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至少有安全的需要、自我认同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人际交往的需要等等，不一定都是物质的。
如果做雷锋，可能牺牲了自己的物质，拿自己的钱去帮助别人，难道就不符合自利这种假设吗？不是的，做雷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好人，满足了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认同的需要，这不也是一种自利吗？这是一种扩大化的理解。
二是关于理性。经济学家承认人们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但不是因为人不想追求理性，而是限于信息、资源的约束，所以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非完全理性它也是理性的，只要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利弊得失的分析，那就是理性的。至于分析错了，那是理性能力不足或者信息不够足，仍然可以是理性的。
老师举了自己的例子。如果换成今天再回过头去看三十几年前找老公的时候，觉得当时真是瞎了钛合金狗眼，怎么就找到他了，明明有比他更有前途的。当年身边就有人现在做到上市公司的CEO，但唯一就是那个男生矮，个子跟老师一样高。
女生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在意男生的身材和长相，老师一米六八，那个男生只有一米六七，觉得比自己还矮，如果在一起为了显得登对般配，岂不是这辈子都不能穿高跟鞋了，觉得自己的牺牲好大。现在想来很可笑，但那个时候就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男生也一样，年轻的时候很在意女生的身材长相，等中年以后回头看，那个东西一点都不重要，真心一点都不重要，但在年轻的时候跟你讲这个东西不重要，你是不可能接受的。
现在回想起来蛮后悔，但问题是现在后悔了，能不能倒推当年的选择是不理性的、不是一个理性经纪人？显然不能。怎么证明是理性选择的？假设现在有三个男生在选择的盘子里头，可以选一个，会给他们打分，打分就得要有指标。
指标可以查阅文献从文献里头获取，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设计粗略的指标，再由专家来评分，做社会调查做任务都是这样的。老师当年也是这样，先设计了指标，咨询了若干专家，听取专家意见之后把指标做出来，再把指标给赋权。
假设按照百分比，一个女生选择未来的另一半会看重什么？年轻的时候对长相非常看重，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家庭条件，也很重要，大家一般都会看重。第三学识，但大家都是同学这种关系，学历一般跟你差不多，没有区分度。身体健康，入学时都经过入学体检，假设大家都健康，也没有区分度。
老师当时比较看重的是性格，比如合不合得来、有没有包容心、幽默不幽默，还有人品。
假设经过查阅文献获取指标，做成初步问卷找专家调查赋权，专家给的赋权是：长相没那么重要，15%；家庭蛮重要，30%；性格也蛮重要，30%；人品剩下25%。现在打分表出来了，有A、B、C 三个人，来主观打分。比如A 长相很帅给95 分，家庭中产以上给90 分，性格长得帅的人一般有点傲气、脾气有点臭给80 分，人品还可以给90 分。
诸如此类把分都打上，最后分值乘以赋权加在一起，最常见的打分法，当然挑分数最高的那个。这样挑的当然是一个理性经纪人。
问题是就算你再理性，挑到最后过了三十年还是会后悔。老师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不能因为后悔了就倒推说当年是非理性的，一定是理性的。
有人会问，的确有女生这样选。老师认识一个好朋友，是日语系的，也有三个男生追她，左右摇摆不定，今天看这个觉得挺好，明天看那个觉得也挺好，最后抓阄。如果用抓阄或者扔硬币的方式决定终身大事，这个人是不是不理性？其实她把候选人放进池子里，对她来说大差不差，不满意的早就扔出抓阄的池子了，最后都差不多，效用无差别。
当遇到无差别的时候一定要选一个，这个时候用抓阄的方式来选反而是理性的。
经济学上有个最经典的悖论叫做布里丹的驴。说如果人真的是理性的，或者说那头驴也是理性的，它会被饿死。有一头驴已经很饿了，现在给它两堆干草，问题是这两堆干草看起来一模一样，效用一模一样，于是它就在两堆干草的效用当中进行比较，比较不出来，最后就饿死了，这个叫布里丹的驴。
那个抓阄的女生反而是理性的，饿死的驴才是不理性的。所以只要你选择了，你一定是理性的。这就是关于理性经纪人的假设。
休息之后老师提到经济学有很多著名的悖论故事，比如开篇都会讲的钻石与水的悖论：水是能救命的，钻石又不能吃又不能喝，但为什么钻石会比水贵？从经济学来解释，价格不是按照总效用来定价的，是按照边际效用来定价的。
然后老师问十月二号的课上不上，说调休的事，没有一个老师不痛恨调休，生怕自己漏上了课搞一个重大教学事故。老师说自己还有八年才退休，正好夹在过渡期，要从六十岁延退两年，六十二岁退，最终改革目标是男女都六十三岁退。
对同学们来说，合理推测到那个年代退休年龄一定是七十往上走了，现在欧洲、日本都这样，退休年龄已经七十几了，因为交社保的年轻人不够了，拿退休金的人多了，没有办法只好大家都延退，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好好养身体，至少活过拿退休金的年龄。
收回来，社会经济运行图，第二个主体就出现了，企业。
企业是什么？人人都想到企业是一种经济组织，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区别于非盈利组织。这样说当然也没错，但没有从经济学说到企业的本质。简短点说，老师的结论是企业其实是一种契约。
为什么说企业是一种契约？企业当然要以盈利为目的，但以盈利为目的不一定都要用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比如有人家里开了一个家庭小作坊，织布织了布去卖，他也是以盈利为目的，但能不能说他办了一家企业呢？不能。区别在哪里？
千万不要对那些司空见惯的词汇或者现象觉得没有问题了，要在无疑之处去找到疑点，就说明你会思考、会提问题了，越是日常见惯的东西背后往往越是有疑点。制度经济学就认为企业其实是一种契约的集合，现代企业跟传统的家庭作坊之间的区别就来源于是否要靠契约来整合、来集合那些生产要素。
作为一个生产性的组织，需要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管理、土地、厂房等等。传统的家庭作坊，所有这些生产要素都是自家本身就有的：劳动力是自己家里人，资金是自己家的存款，土地厂房是自己家的后院，管理是家里的家长，一切都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它就不是企业，叫做家庭作坊。
而一旦这个家庭作坊想要做大，它就需要从外部来获取以上所说的生产要素：资金、土地、厂房、劳动力、管理。外来的怎么获得？就得对外去签合同，这个就是所谓的契约，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不再是家庭作坊了，就变成了现代企业。
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企业它是一组契约的集合，从传统的家庭作坊进化为了现代企业。理解了企业的定义，就能够理解现代企业制度了。
当说到现代企业制度的时候，这个制度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解决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的结构问题。一家企业需要诸多生产要素才能够生产，需要资金、土地（也就是厂房、生产的场地）、劳动力、管理，都不是自己本来就有的，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从市场上获得的，要获得就需要去签协议。
资金投入给企业，企业按照协议回报资金，投入资金的往往是银行，企业没钱向银行贷款。拥有土地的是地主，企业要跟地主签土地租赁合同，要跟银行签资金的借贷合同，要跟劳动者签雇佣合同，要到管理人才市场上跟职业经理人签聘用合同。全都是合同，这四组最常见的生产要素全都是靠契约、靠合同。
各自对这个企业拥有什么样的权力，对企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从企业获取什么样的利益，这个权责利的结构应该怎么安排？这就是现代企业制度这项制度的核心。如果这个制度安排的不合理，这个企业就没有办法运行，它就会垮。
逐一来看：
银行贷款给企业，从企业获得的利益是利息。银行应不应该同时拥有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大政方针的决策权力？通常不能。
地主把这块地租给了企业，应不应该对企业该怎么经营、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怎么定价有决策权？通常也不能。
劳动者是工人，进到企业签了雇佣合同，每个月拿工资，对于企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进军哪一个市场那些大政方针，有没有话语权、有没有决策权？通常也不能。
职业经理人可能有一定的话语权，但话语权是写进合同的。比如一个生产型企业的车间主任，可能对车间的日常管理有话语权，但对企业的投资就没有话语权；部门经理对部门运行的日常经费有话语权，但超过每个月50 万以上的就没有话语权；地区经理话语权可能更大一些，但都是提前在合同里头约定好了的。
没写进合同的那些更大的决策，这四种人说了都不算，由谁说了算？谁才是企业的主人、可以做主的那个人？股东。企业的主人是股东，而银行、地主、劳动者、职业经理人虽然都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然而他们却都不是企业的主人。
为什么现代企业制度要这样来安排？如果让这些人拥有对企业的大政方针的决策权，有什么弊端？
显然会乱决策、会不负责任。比如我是劳动者，每个月从企业拿5000 块钱工资，如果允许我对企业的大政方针进行决策，决策不管把企业搞垮了还是搞好了，其实跟我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反正每个月拿那
5000 块钱。那么我在决策的时候就不会很小心、不会很谨慎，可能一时情绪上头就乱决策。
同样的道理，银行、地主、职业经理人也一样。关键在于他们从这个企业拿到的利益是固定利益还是不固定的利益？是固定的。他们从企业所获得的利益是合同里头约定好了的固定报酬，当拿固定报酬的时候，就不会为这个企业的前途去负责，现在让他去负责他也不会负责，他拥有的那个决策权就会被滥用或者被疏忽地使用。
经济学就带出来了：经济学研究某一种制度之下，这种制度对人的行为的一种诱导，或者叫做激励。不同的制度会带来不同的人的选择，因为它的激励的诱因不一样了。如果做决策的好坏跟我的利益息息相关，那我做决策的时候就会非常谨慎小心；但如果决策的对错跟我的利益根本没啥关系，那我做决策的时候就不会小心、不会负责任。
这背后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所以经济学的核心研究的就是一个激励机制。
如果要对经济学下一个最简洁的公式，一定想不到原来经济学的公式是这样的：y= f(x)，这就是经济学。这个世界上有自变量x，就是你努力不努力、小心不小心、谨慎不谨慎、负责任不负责任，然后它就会产出因变量y。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呢？研究的是这个激励机制，就是这个f，它是用什么样一个函数。
当你把这个函数换了，从f换成了g、换成了l、换成了别的，同样的x 最后输出的y 就不一样了，因为激励机制不一样。
举个大家都能理解的例子。假设现在社会上的制度是依法治国，这就是l，法律说了算，同样的人x 输入进去，他就变成了一个守法的公民。
如果现在函数变了，变成权力power 说了算，不是法律说了算，那张三这个人输入进去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黑社会、歹徒，或者他有激励，既然是权力说了算，最大的权力是政府权力，于是本来要去学法律的张三现在变成了一个公务员。
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年轻人都想去当公务员？从中看到的是这个函数偏向于权力，也就是说靠权力来分配资源，于是人人都想要去当公务员。如果是用市场来分配资源的，那么人人都想要去下海经商当老板成为有钱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看到的就是这样。
老师九十年代初上的大学，一进大学的第一任班主任是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因为这个班比较受重视，派了一个中层干部，当年不到三十岁，武汉大学的副处级干部，有大好前途。结果他当班主任只当了一个学期就辞职了，从武大辞职做生意去了，下海了，这在当年很常见，这就是九二派。
老师九一年上大学，九二年春节邓小平南巡讲话，南巡讲话之后92 年有一大批体制内的有识青年辞掉体制内的工作下海去了，统称九二派，现在很多叱咤风云的，当然也有一些已经进去了的，都是九二派。那个时候函数变了，从power 有决策权变成了money 有决策权，所以人人都想要去下海、想要去当老板、想要去经商。
大概十年以后，比较明显的是从2010 年以后，或者说十八大以后，2012 年以后，风向变得非常明显，同学毕业了之后想要进体制内、想要去当公务员的就大大增加了，因为明显发现市场已经不吃香了，想要去拥有权力、离权力更近，那就说明权力这个函数又重新出现了。
所以这就是经济学，经济学就很简单，就是y = f(x)，关键就是那个函数本身f 是什么，只要调整那个f，它的输出就不一样，因为x 还是一样的，古今中外人性都是不变的，关键是通过不同的函数输出的就不一样了。
再说回来，这样就理解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要找到一个合理的企业相关者的权责利分配结构。具体来说，谁才是最终对企业负责的呢？银行家不是最终对企业负责的，因为不管企业赚没赚到钱，银行都照样收利息；地主也不是，不管企业赚了还是亏了，地主照收租金；劳动者也不是。
只有股东才是最终对企业负责的，所以股东才是企业的老板。
经常有人把一家国企的总经理称作国企的老板，这个说法不符合经济学，不严谨，他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并不是为企业最终负责的人。一个国企的老板是谁？
你、我、他，我们所有十四亿人都是国企的老板，只不过这个老板的身份被分成了十四亿份，每个人只占十四亿分之一，力量太小了，就被稀释掉了，所以国企就等于没有老板，没有人为国企负责。
为什么只有股东才能称作老板？称作老板的人就是为企业兜底的人。银行家、地主、工人、职业经理都拿固定报酬，而股东拿的是剩余报酬。企业挣的钱刨除掉了那些固定报酬之外，如果剩了还有，那就归股东；很可能剩的就没有了，没得剩了，那股东一分钱都没有。
投资去办企业、成为企业的股东是一项高风险的经济活动，高风险活动需要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做得了这件事情。投资创办一家企业它的失败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创办一百家新创企业，两年之后能活下来的不超过五家。李克强总理时期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鼓励是应该鼓励的，然而也必须看到其中的风险。
老师自己非常敬佩那些愿意去投资办企业的人，因为敬佩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反过来在互联网上看到大量的人在骂企业家，骂他们是黑心的老板、黑心的资本家，但不想一想如果人人都不去创业，岗位从哪里来，工作从哪里来？在座的同学毕业之后，如果家里愿意给钱或者能从银行拿到贷款、能从资本市场拿到风险投资，会去办一家企业吗？
95%以上的可能性是会失败的，还愿意吗？恐怕大多数人就不会愿意了，就想着还是求个稳定考个公务员。如果人人都这么想，国家的经济怎么办？这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可贵之处。
所以这些人只要是拿固定报酬的，都不应该对企业拥有那个决策权，根据权责利对等的原则。只有享有剩余索取权的那个股东，他才应当享有剩余的控制权。
为什么叫剩余控制权呢？职业经理人也拥有一定的控制权，但那个控制权一定是明文写进了合同里头的。没有写进合同的、企业里头需要决策但不是事先已经写进合同由谁来决策已经有规则的，剩下的那些就叫做剩余控制权。剩余控制权应该归谁？归股东。股东怎么来行使他们的剩余控制权呢？投票。
一家股份公司的大政方针的决策，一定是按照股权来投票，一股就有一票，不是一人有一票，而是一股就有一票。
这就是在网上骂的最多的叫资本主义，老师不理解为什么大家非要那样去骂资本主义。如果要骂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反对一股一票，一股一票就是以资为本，所以叫资本主义。
如果说一股一票不对、不道德，凭什么钱多就应该表决权多，应该按人头一人一票，那来分析一下，如果企业不按一股一票来投票决策重大决策，而是按人头一人一票来决策，会出现什么样的弊端？
人数最多的是普通工人，工人肯定比股东多，按一人一票工人来投票，假设有个工人提出说大家来表决把公司的财产分了，每人分一部分扛回家去，大概率能通过，因为反正这个东西垮了，换个地方继续打工去，他不会负责任的。
但股东就不一样了，股东投资办了这家企业，垮了他就血本无归了，所以他在做决策的时候就会为了这家企业的长远利益考虑。这就是为什么股份有限公司一定是资本主义的，它不可能是人本主义的。
这里说的资本主义不是意识形态上的那个资本主义，说的是企业理论里面的资本主义，就是以资为本，按股权来表决而不是按人头来表决，就这个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千万不要再歪曲了，不要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政治上去讲。这就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经济学解释。
所以现代企业制度其实就是权责利在企业参与者当中如何分配的制度。享有剩余索取权的股东，应当享有剩余控制权。拿固定报酬的人，不应当拥有控制权。还有控制权越大的人，越应当拿剩余报酬，所谓剩余报酬就是分红。控制权越大的人，越应当拿剩余报酬，这就是分析的结论。
用这个分析的结论就可以去解释很多在市场上、在生活当中看到的现象。
比如说为什么国企总是搞不好。老师对此有切身的体会，老公就在一家大型央企工作，天天在家里骂老板、骂公司，说公司里头多么官僚化，比大学还官僚，比党政机关还官僚。
老公是教授级高工、国家科技部的专家，这种高级技术人员经常要出差去评审或者参加科技会议，说出差不怕，就怕回来报销，出一次差回来光是贴发票、找领导签字、把发票全部扫描成电子版上传到指定的内部办公网、等流程，报销一次得要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啥都干不了就在干报销。
老师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公司给了这么高的工资，却让天天干中专生都能干的活，贴发票这个活3000 块钱一个月找个中专生来干也干得了、干得比你好，为什么给3 万块钱一个月让你来干呢？因为公司那些所谓的老板（其实只能叫公司的领导者）压根不在乎那个成本，根本不用算这个账。
如果是私营企业的老板，肯定得算这个账，绝对不会让三万块的工程师来贴发票，找个三千块的中专生来干就可以了，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国企永远都是经营不善的。有人会反驳说哪个国企收入挺高的，那是因为经营得好、效率高吗？天然是因为垄断，行政垄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个生意只许他做不许别的做，比如中国铁路、两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虽然拆分成了三家但也就那几家），这叫做行政垄断，靠着行政垄断挣到了钱，那个不叫经营好，不叫有效率。
只要没有行政垄断的国企都经营很差。老公那家公司是大型央企还是上市公司，做高科技的，老师经常在网上看到骂他们公司的，他们公司每年到华科来招聘人还挺多，如果有人咨询老师就告诉他千万别去，千万不要被光环给骗进去了。
老公在他自己手上招聘进来的华科博士没有一个留下的，干了一两年之后发现是一个大型衙门，纷纷辞职了，去到民企收入都比原岗位至少翻倍、翻三番、翻四番的多了去了。在他们那儿搞芯片设计的华科博士，国企给年薪二十万，到民企150 万招不到人，200 万以上才能招到人，现在就是这种行情。这种国企有什么样的竞争力？
不可能有竞争力，人家在你这儿天天贴发票，贴个两年就跟不上行业顶尖了，人就废了，且不用说挣不到钱的问题，所以国企是不可能有效率的。
为什么呢？刚才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了，因为老板缺位。每个人都是股东，有十四亿个股东、十四亿个老板，而那个经营者只是十四亿分之一的老板，但他却拥有近乎百分之百的剩余控制权，也就是决策权，所以这是一家权责利极度不对等的企业。
如果办得很好、挣了很多钱，那个经营者也不会涨工资，还是拿那些钱；反过来如果企业办得很差，他还是拿那些工资，甚至只要把上级巴结得好，还可以换到另外一个赛道上去升官。
实践中大量是这样的，国企的总经理或者董事长是有级别的，比如正厅级，上级欣赏他又把他调到某一个地方当了市长、市委书记，变成副部级，从一个国企调到武汉市当市长就副省级了，升官了，所以他压根没有要把这个企业搞好的动机，还是一个激励问题，还是刚才说的y = f(x)，那个f 是什么的问题。
还有这种国企的经营者很容易利用自己的控制权来谋取私利，他的私利不体现在工资收入，因为工资收入是固定的，他的私利就体现在职务消费。会扩大自己的职务消费，比如把办公室搞得很豪华，出差要带两个漂亮秘书，坐头等舱等等，因为他没有办法拿股权红利，挣了再多钱也分不到股份、分不到红利，他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职务消费。
这也是老师有亲身体会的。有一次湖北烟草请老师去给中层干部培训讲课，讲完之后中午到他们食堂吃饭，体验了传说中的烟草公司。食堂的菜品很多，基本不花钱，都是刷卡，早餐一块五还是两块，中餐十块，晚上也是十块。
早餐一块五两块可能有几十个品种可以选，中餐十块钱有龙虾等高档菜肴随便吃，这些就叫做职务消费，是没有在工资单上显现的。还有进到他们大楼的一楼大厅，顶上挂着一盏吊灯，当年也被曝光过，看起来很不起眼，被人爆出来说是价值一千万的水晶灯。为什么要花这种钱呢？因为花的是别人的钱所以自己不心疼，就是职务消费。
总之国企是不可能搞得好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老板。
另外从刚才的理论还可以解释为什么知识型企业当中，比如一家高科技企业，其中的知识型员工，比如高级工程师、掌握核心技术的那些人，应该给他股份，不应该让他只拿死工资。因为这样的人本身就拥有很大的控制权，这是天然的，他掌握的是知识，而这家企业最核心的资产就是知识。
如果让他只拿死工资，那他就可以不把知识用出来，而且没有办法识别、没有办法强制他把知识用出来，他跟流水线上的体力工人是不一样的。因此在高科技企业里头，对知识型员工通常都会给他分股份，比如说华为。
当年老师老公本来签了华为的，1989 年毕业的时候华为刚刚起步，一家民营企业刚起步，他父母都是武大的老师，体制内很保守，说这种民营小老板说不定是个皮包公司，说不定哪天就垮了，不如去国企多好，非要让他毁约去了国企。后来他同班同学去华为的都分到了很多股份，早在35 岁、40 岁就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
华为是不上市的，任正非说了，因为有大量创始员工持有华为的股份，如果华为一上市就要向公众再发行、再增发股份，一增发股份相当于就把老员工的价值给稀释了，对不起老员工，这是一个很好的说辞，所以华为不上市。
当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进去华为的那帮人都持有大量的股份，每天只用坐在家里等着分红利就已经足够花销了，人家早就财务自由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企业的高管也好、企业的知识型员工也好，都需要给他股权激励。这一切的源头都在现代企业制度，权责利一定要对等、要匹配，这才是好的企业制度。如果这个国家的企业制度不是这样的，那这个国家的企业就不可能办得好，就像计划经济时代一样。
前苏联为什么可以把卫星送上天、把宇航员送到月球上去，但是却生产不出来合格的、满足人民需要的民用产品呢？原因就在于没有人为企业负责，就是责权利不匹配。
这是关于企业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企业的定义是什么，在这个定义之下来理解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什么。关于企业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要说的是企业的管理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企业管理面临的最大问题、最大风险是信息不对称问题。
为什么说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企业里头都是经理来监督工人，而不是由工人来监督经理？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听起来觉得这不是常识吗？但越是常识的问题越要想。任何一个企业里头都是经理来管工人，为什么不是反过来工人来管经理呢？其实他们都不是企业的老板。
张维迎老师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这本书里举了一个老师觉得很形象、很经典的例子，到现在三十几年了讲课还用这个例子。假设有一家企业，这家企业的生产很特殊，只能在有月光的晚上开工生产。这家企业有两个员工，一个是在树荫底下干活操作生产的，另外一个是在月亮底下操作生产的。
请问应该让树荫底下这个人来监督月亮底下这个人，还是相反？
要考虑激励，考虑成本，谁监督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月亮底下那个去监督树荫底下那个，他看都看不清，看不清树荫底下那个有没有干好。反过来，树荫底下那个如果监督月亮底下这个就很容易。于是结论当然就出来了，应该树荫底下那个来监督月亮底下那个，所以树荫底下那个相当于是经理，月亮底下那个相当于是工人。
工人干的是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被监督的工作，他在操作线上有没有好好干活、有没有磨洋工，这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的废品率高不高，是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的，相当于在月亮底下工作。
而经理干的活是没有办法被清晰地看到的，因为他是脑力劳动，一个经理坐在办公室里头，看起来也在苦思冥想，每天也按时打卡上下班，然而他是不是在为企业服务呢？没有办法看到他脑子里头去，他有可能是在想企业经营当中的难题，但也有可能是在想昨天晚上那盘麻将怎么没有和牌，不知道，所以它相当于是在树荫底下工作的。
企业的管理制度一定是让经理、让脑力劳动者去管那个体力劳动者，而不是体力劳动者来管脑力劳动者。
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归结起来，企业的管理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激励与监督问题。
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牛肉面馆的管理问题。说有两家牛肉面馆，卖的产品都是一样的，都是牛肉面，都开在华科门口，一家生意特别好，一家生意特别差。生意很差的这个老板想怎么改善生意呢？问题就给了你：你是牛肉面馆的老板，想要改善生意，手下的员工如何去激励？最核心的技术员工是谁？当然就是那个厨师。
所以要怎样对他进行激励，来达到让面馆能挣到钱、让利润增高的目的？今天的课就到这，下去思考一下，看能想出多少种方法。表面上它是一个管理问题，但背后其实也是经济学问题。